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西藏獨立運動所使用的雪山獅子旗



西藏獨立運動(或圖博獨立運動)是聲援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尋求西藏獨立的要求所成立的組織與行動。


目錄 [隱藏]1 歷史背景 2 流亡政府 3 發展與影響 4 文藝相關 4.1 記錄影片 4.2 電影 4.3 書籍 5 相關條目 6 外部連結 歷史背景


西藏歷史在西元7世紀初,即中國唐朝初期,由松贊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在西藏地區是一個地方政權。640年吐蕃王朝與唐朝通婚,兩國關係已較為密切。846年吐蕃王贊普朗達磨遇刺後,經過長期內戰,877年吐蕃王朝覆滅並分裂為若干個小邦。1240年,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邀請西藏宗教首領之一、薩迦派法王班智達為他傳授西藏宗教和西藏文化,作為回報,闊端授予班智達統治西藏地區的世俗權力。此後西藏的宗教領袖與蒙古君主形成了檀越(M'Chod Yong,即佈施)的關係。1260年,蒙古可汗及中國元朝首位皇帝忽必烈封班智達的侄子及繼承者八思巴為「國師」。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並授予他統治作為元朝疆域之一的全部西藏地區的世俗權力。此後八思巴的繼承者也獲得了同樣的權力。通過西藏帝師與蒙古大汗之間的檀越和冊封關係,西藏成為當時整個蒙古帝國(即元朝再加上四大汗國)的一部分。但是八思巴及其繼承者的這種權利受到中央政府,宣政院的管轄。


1368年明朝成立後,明朝對藏族地區基本上承襲元朝舊制,對具有政治實力的地方諸教派首領均賜加以「王」、「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王位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遣使冊封。並將宣政院改為理藩院管轄。期間西藏同時與明朝和蒙古保持宗教往來和經濟貿易,其中與蒙古的關係尤為密切,同時也與尼泊爾、拉達克等鄰國保持鬆散的外事和經濟聯繫。西藏宗教改革領袖宗喀巴弟子根敦朱巴(第一代達賴喇嘛)的第三代轉世繼承者索南嘉措曾經勸說蒙古的俺答汗歸依藏傳佛教,俺答汗的曾孫雲丹嘉措(1589年-1617年)被立為第四代達賴喇嘛。由於西藏與蒙古之間這種關係的影響,蒙古人幫助達賴喇嘛獲得了在西藏的最高政治和宗教權力。


1710年代,清朝軍隊進入西藏,協助驅逐蒙古和碩特部的「法王」拉藏汗。此後西藏接受由中國皇帝冊封的達賴活佛和班禪活佛共同主持西藏宗教事務。


第13世達賴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即位後,在英國和俄國的煽動下採取了疏遠清朝的做法,1909年達賴宣佈斷絕與清朝的關係,清朝出兵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清朝在1910年2月25日罷免了第13世達賴。1911年清朝被推翻,西藏即宣佈驅逐原清朝駐藏大臣。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中央政府先後在3月11日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22日下達的《大總統袁世凱命令》和5月頒佈的《中華民國約法》中強調對西藏的宗主權。1912年6月,第13世達賴返回拉薩,隨即於1913年2月13日發表聲明,宣佈西藏獨立。西藏宣佈獨立後,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派遣軍隊試圖收復對西藏的宗主權,而在英國調停下,中國中央政府之西藏宣撫使陳貽范、西藏地方政府之十三世達賴特使倫欽夏托拉以及英國政府之英印殖民政府外交政務秘書亨利□麥克馬洪,於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舉行中、英、藏三方會議。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將西藏分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國管理的內藏,並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但這個協議最終沒有簽署。


從1912年至1949年,西藏處於地方自治狀態,但中國保留了對西藏的宗主權,中華民國冊封了第14世達賴喇嘛。英國和尼泊爾在拉薩設立了領事館,英國還設立了辦事機構,不丹國王在拉薩也有私人的外交代表。1927年5月,蘇聯也通過外蒙古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試圖與西藏建立「外交關係」,並曾於1928年派遣蘇蒙聯合代表團訪問拉薩。1942年,西藏政府設立外交局。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雖然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但由於解放軍宣佈解放內藏農奴,並進行土地、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引發西藏農奴主、世俗貴族和宗教人士的不滿,最終於1959年3月初在全西藏範圍內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中央政府鎮壓,同時農奴不與暴動勢力合作,造成暴動失敗。第14世達賴喇嘛于1959年3月17日及其信徒約8萬人逃至印度以尋求國際協助。3月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第14世達賴喇嘛隨後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主條目: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政府最初設有6個大臣職務:內政大臣、財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與文化事務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務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3月10日公佈了西藏憲法,在西藏噶廈政府之下設立了內政委員會、宗教與文化事務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財政部、情報部、衛生部、人事調配局和審計局。「全國代表大會」為立法機構,「最高法院」為獨立的最高司法機構。流亡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議會的職能。


達蘭薩拉政府在印度設立了各種文化機構,如西藏文獻圖書館、西藏醫療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藝術劇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會」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組織。流亡政府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但達賴喇嘛曾訪問過泰國、日本、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包括國際援助(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和1980年代以前的蘇聯)和海外西藏人的自願捐款。


達賴離開西藏後,班禪以及部分原世俗和宗教貴族與中共政府合作,在西藏開始進行針對西藏傳統農奴制的政治制度變更,但國際人士普遍認為班禪其實是北京當局統治西藏地區的傀儡。


目前達賴駐地布達拉宮始終保持,中共政府並撥款維修,此外中國中央政府曾答應任何時候都允許達賴回國,並不追究其叛國罪,只是並不為達賴所接受。最近,達賴喇嘛向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以「一國兩制」方式讓西藏自治,而不再追求獨立,但是中共政府拒絕接受其提案,稱西藏現狀無需改變。


西藏獨立問題無法獲得解決,除了政治因素及其它外,還有一些根本認知上的差異存在:


西藏歸屬上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至少在1912年以前西藏從未受過歷代中國中央政府的實質統治。 西藏領土範圍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所稱的西藏除了現今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之外,還包含了青海,甘肅,雲南,與四川的部分土地,並且宣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0年代強行劃分。但是在當地藏族也是後來者,這種劃分明顯缺乏公正。 對於以上兩點根本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則是西藏的歸屬以及土地劃分是承襲自清國以及過去中國歷代,在歷史上甚至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


發展與影響達賴喇嘛在許多國際場合發表演說,包含美國國會,澳洲國會,在法國舉行的歐洲議會等等,達賴喇嘛本人于1987年開始提出和平解決問題的訴求,也因此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在過去四十年來獲得許多國際上的支援[1],同時也帶動了數百個支持西藏獨立的團體與組織 [2],在西藏的部分人士為了追隨他們的最高精神領袖,也曾經成立了西藏獨立組織。
下列為部分社團與組織:


西藏獨立運動 是在西藏自治區境內的組織,維持時間不到兩年。十名喇嘛在1987到1989年間在哲蚌寺所設立的秘密地下組織。對外界散發西藏獨立的傳單,於1989年4月19日被捕。同年11月28日這十名喇嘛被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組織秘密組織、顛覆和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判刑入獄。目前仍有三名喇嘛在監獄中服刑,其他七人則陸續在刑滿後釋放。2004年7月獲釋的喇嘛為35歲的阿旺衛色。(摘自注1)


西藏青年團 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薩拉民間組織,據稱成員有一萬人。 國際西藏獨立運動 為設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組織,于1995年成立。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 為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 于1994年成立於紐約市。


文藝相關
記錄影片《西藏之夢》(Dreaming of Tibet):1998年《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ers and Magicians) 《真師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憤怒的僧侶》(Angry Monk)
電影《達賴的一生》(Kundun):1997年,馬丁□史科西斯 《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1997年,尚傑克□安諾(Jean-Jacques Annaud)
書籍〈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1999年,林照真,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575222385,EAN 9789575222383 〈殺劫〉: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40,EAN 9789867291844 〈西藏記憶〉: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59,EAN 9789867291851

中共從奴隸制向半封建制的改革

作者:黃鶴升

一個社會制度如何確定?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見解。如我所居住的德國,他們就不承認聯邦德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實施的是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同樣有人認為,中國現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中共自稱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現狀極其社會制度的變遷如何定位?本文只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原則,對其作一個粗略的分析,期以明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怎麼一回事?而由此引發的社會弊端在那裏?

一、毛澤東奴隸制度的確立

中共於1949年奪取政權後,毛澤東開始建立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毛按照蘇聯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奴隸制建造的。共黨首先在中國農村實行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然後將所有的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實質歸共黨所有)。在城市實施工商業改造,也把資本家的企業收歸共黨所有。這樣,毛澤東就完成了其建立奴隸社會制度所必須的條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共黨管制。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看,毛澤東統治時期,從49年到76年,其實施的就是奴隸制。奴隸制的特點是什麼呢?一切生產資料歸奴隸主所有,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一切生產所得都歸奴隸主,奴隸的衣吃住行由奴隸主供給。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俱備馬克思這個奴隸社會制度理論所說的條件。人民沒有生產資料,一切歸共黨所有;人民沒有人身自由,出入都要共党幹部開具證明;共党官僚管束著人民的衣吃住行,一切維持生命的東西都由共黨供給。人民實實在在是共党奴隸主會說話的工具。我們試想一下毛澤東時代,不要說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權,就連生存權都掌握在共黨手裏,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只得聽從共党幹部的指令。中共名為“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制度,完全俱備他們自己理論所說的奴隸社會制度特徵。

二、鄧小平半封建制度的建立

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奴隸社會,經濟幾乎陷入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其奴隸社會搖搖欲墜。他死後,鄧小平上臺。鄧看到,再以毛這個“社會主義”奴隸制統治中國,他們就玩完了。於是,鄧就拿出他的那套“白貓黑貓”改革論來改造毛的奴隸制度-中共自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鄧是如何改革毛這個奴隸社會制度的呢?我們來作進一步的分析,看看當今中國社會是何種制度,一些不願思考的及不懂思考的人,都以為中國當今社會,實施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雖然是共產黨領導,但其社會制度已資本主義化了。持這種意見的人,用共產黨的話說,就是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他們只通過現象來判斷鄧小平這個改革。

不錯,鄧小平是讓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了。種地的種地,做買賣的做買賣,就是說,致富的致富,發財的發財,已沒有毛澤東時代管得死,人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了,表面上看,是與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兩樣。可是,當今中國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是由全體人民共用的,某集團或黨派不能壟斷、霸佔一切生產資料。而中國的共黨社會恰恰與此相反,他控制一切生產資料:一切土地歸共黨所有(他們美其名曰:一切土地都歸國家所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大行業都由共黨控制(也是以國家的名義控制:所謂的“國有企業”)。單就這兩點來看,中國當今實行的不可能是資本主義制度。那麼,它是什麼樣的制度呢?

有人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話沒有說對。鄧對毛的政治體制是有改革的:鄧首先將毛的奴隸制“人民公社”廢了。他把農村的生產隊廢了,將土地承包給家庭種地,把“生產隊、大隊、公社”等行政機構改為“村、鄉、鎮”。而改動最大的是原省下屬的“地區”行政機構,即廢“區”改為“市轄縣”。我們且以廣東省為例:廣東原分為佛山、惠陽、汕頭、韶關、梅縣、肇慶、湛江、海南(後劃為省)及廣州市等九個省屬行政區。如今改市管縣(市)後,則變為:廣州和深圳屬副省級,其他韶關、清遠、惠州、河源、東□、汕頭、汕尾、潮州、潮陽、梅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門、順德、湛江、茂名、陽江、肇慶等都屬地級市。也就是說,除海南分出成立省外,廣東由八個行政區分割出二十幾個行政區級別的市。據〈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9月19日第一版發表的統計數字稱,“從1978年至1991年,中國地級市由99個發展到187個,增長了88,9%;縣級市由91個增加到289個,增長了兩倍多。”這是早期的數字,相信今天增長更多。

從上事實表明,中共這種行政機構的變遷與重組,帶有明顯的封建分封制形式。就是將原來的幾塊餅再分割成數塊,進行權力再分配。這種權力再分配,目的是以懣足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權力欲望。太子党及中共新貴,他們都要求能在權力圈內分一份羹。於是鄧小平就著手進行這種分封制分配,以求權力平衡。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鄧小平讓葉劍英兒子葉選平當廣東諸侯,以換取葉劍英退出權力中心。鄧小平把行政機構這個餅重新分割後,一一安排太子党及新貴進入這些權力機構,各方各派勢力都撈到一定的好處,這樣,鄧小平的權力就穩固了。有人說鄧小平是權力平衡的高手,其實鄧只不過是從毛澤東奴隸主的角色轉變為半封建主的角色而已。以前的皇帝,為了鞏固其統治,對那些皇親國戚,採取的是封侯封地,讓他們建立諸侯國,也可享受當王的權力欲望,這樣皇親國戚就不會起來反他,他皇帝的權力就穩固了。

三、中共半封建制的改革

我之所以稱中共的改革為半封建制,是因為中共這個權力分配雖是分封制,但與中國歷史上封建分封制又有所不同。

中國很早就建立封建制度。據史書記載,從黃帝始,中國就建立了封建制度,黃帝分封有功大臣建立諸侯國。可以說,從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一直是實行這個封建制度。到了秦始皇時代,才將這個封建制打翻的。後來的漢朝,及至明朝,雖說是沿用秦的郡縣制度,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又灰複一定封建制。唐朝的“安史之亂”,明朝的“寧王府作反”等都是記載藩王作亂的史實,如無封建,何來藩王?皇帝為了照顧他的皇親國戚,還是有分封的,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如若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作分析中國的歷史,我認為秦漢前的“夏、商、周”應為為封建制,秦朝為奴隸制,漢以後到清朝為半封建制。不知為什麼中國的馬列史家要將有明顯封建分封制形式的“夏、商、周”說為奴隸制,將“秦漢”以後的皇朝說為封建制?

我們來看看“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封建制有什麼特點:

1、 由天子劃一塊土地或一座城給他的功臣或親人去建立一個國。2、這國屬於這個被封的王所有,也就是說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是他的。他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行政機構及管理方式。3、諸侯每年納貢一定數量的財物給天朝,只要不違背朝綱,天子很少干涉諸侯的行政事務。史書有記載舜如何封與他關係不好的弟弟象去建立一個國家,象建國後經營自己的勢力,後來還作反。這些歷史記載說明封建國家是有很大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的,不然象就無法發展自己的勢力與他的哥哥舜抗衡了。對於這種封建制,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周武王分封諸侯建國有很詳的實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基本上是周朝分封傳下來的諸侯國。

我們再來看中共的制度。中央指派(與天子分封沒有什麼兩樣)某某去某地區當行政首腦(這個官基本上是與上頭的關係好而得到任命,如黃麗滿原是江澤民當一機部黨委書記時的生活秘書,江當總書記後,黃從一個科級幹部一下調到深圳任處級幹部,不到幾年功夫,升到省級幹部。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分封制形式)。這個頭頭可以有這座城市的使用權,一切行政機構都屬於他管轄。但嚴格來說,這座城市又不屬於他所有。他在職時可以有使用權,他在他管轄的城市可以說為所欲為。但中央一聲令下,把他撤職或調到其他地方去,他就失去對這座城市的使用權。這就是我說的中共半封建分封制。中央委派你,你可以有使用權,但不可以擁有歸屬權,即所有權-這塊國土還是屬於中共政權所特有(即國家所有)。這種政體,正是秦始皇廢封建所建立的那種獨裁政體-皇權至上的寡頭政治。最近有德國報刊說中共當局的制度,是效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制度。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外國人有時是看得准的。中共這個制度,以當今流行的話說,也可稱為極權獨裁制度,但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來看,叫半封建制最為合適。他不是完全的封建,只是半封建。從毛澤東的奴隸制,到鄧小平的半封建制,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只不過是邁出半步而已,與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相差甚遠矣。

四、中國的弊端來自於這個半封建制

有人說,當今中國社會弊端,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監督機制,由中共一黨專制所造成。這話或許不錯,但沒有說到點子上。中國的弊端,以我看全來自中共這個半封建的制度。我們來看看這個制度壞在那裏:中共這個半封建制度,它的管轄權都實行委派制度(分封制),你與我關係好,或我是某某領導的豬朋狗戚,他就委派我到一個地方去任一官半職了,這與封建社會的封爵、封侯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差別在封建社會的諸侯、爵士的領地是屬於他的,而中共宣稱土地是屬於國家的(實際屬中共集團所有),這就是我所稱的半封建,而不是全封建。這樣,因為我是由上一級委派來當官的,到這個地方,我有一切行政使用權,但這座城市不是屬於我的,是好是壞,與我何干?我只對委派我的上一級負責,而不須要對這座城市的人民負責。而我做這個官也是短期的(全由上頭決定)。於是,在我的任內,我就極大地發揮我的使用權。我可以借用國家征地的名義,與開發商勾結,劃出一大片土地搞房地產、搞開發區,或建馬路什麼的,從中貪污,撈取個人利益。你什麼農民土地,個人住房,只要我以國家需要的名義,你農民就得貢獻出土地,你居住多少年的房屋就得搬遷。一個地方官員,以國家建設、國家需要的名義發揮自己的權力,為所欲為,封建領主,諸侯王公都會自歎不如。因為這些封建領主、諸侯王深知,這塊領土是皇帝封給他的,他如果不珍惜這塊土地,不好好經營,搞壞了,他一家就沒有爵祿可食了。所以他要做什麼,都要有所考慮,有所顧忌的。而中共的半封建制就不同了:封我到這個地方去做官,這個地方不是屬於我的,而我當官也不知道任期多久,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我幾年的任內,我就得想方設法撈取一筆好處然後走人。所以二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資源的略奪,環境的破壞,不顧子孫後代生存權的所謂大建設,大進步,大增長都是出於這個半封建制度。官員的短視和其切身利益與這半封建性質有關,大凡人心是自私的,一個不屬於他的物品而又供他使用,他會珍惜這件物品嗎?他會用到爛掉為止丟給下一任如何處理那是另一回事了。故每換一屆政府,資源遭到更大的略奪,環境遭到更大的破壞。有些馬路好好的,換一屆政府後,重新改建,又是新一屆的政績。那些新開發區、高樓大廈從出不窮,就因為官員要政績,要找機會貪污。

這就是中國半封建制的弊端,比完全的封建制度還差。中國的執政者至今還不肯承認土地私有制,說土地是國家的,稱為“國有資產”,這就為半封建制奠定了基礎,為這個統治利益集團提供了獵奪國家資源合法之門。

2008年2月14日星期四

朱長超:政治改革:繞得過去嗎?

  中國的改革改了三十年了。它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改革是有成績的。但是,中國的改革又是不完善的。它是一種跛足的改革。經濟上有所改革。從集體化到包產到戶,從國有制到私有制,從剝削有罪到剝削有功,從剝削者抄家到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等等。經濟的改革不算少,步子不算小。但是,政治改革進展緩慢,進步甚微。

政治改革像小腳女人

中國的政治改革,用當年毛澤東的套話來說,像個小腳女人。小腳女人還能一步三搖地走幾步,而中國的政治改革卻幾乎是在原地踏步。
小腳下女人政治改革的表現是多方面的。

改革之初,有人提出要在四個現代化之外,再加一個政治現代化。這並沒有錯。政治不是說成是統帥,是靈魂麼。不改革文革式的政治,不改革反右運動式的政治,中國是很難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但是,提出政治現代化的人後來成了反革命,關進了大牢。以言治罪,一如文革。

1987年,有幾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不知何故,有個老人看著不順眼,不高興,老人既不是這幾個黨員所在支部的領導,也不是党的總書記,卻宣佈要將他們開除出黨。一個黨員開除另一些黨員,這又開創了另一種先例。當年劉少奇被開除出党時,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還是在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至少在程式上是符合黨章的。一個老人黨員要開除另一些黨員,這在黨章中是沒有規定的。是誰給了這個老人這樣的權力?一言治黨,以如文革。

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個溫和的漸進的改革派,他們在改革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人民感謝他們。他們開始進行某些政治改革。但是,老人家不高興。這兩個党的總書記在老人家的家裏、在老人和幾個顧問委員的顧問下被決定了命運。胡耀邦黯然地下了台,趙紫陽作為黨的總書記,被關在一個小小的院子裏,直到生命的終點。這真是,讓你上,你就上,不上也上。讓你下,你得下,不下也下。上上下下,全在老人的手裏。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與文革年代劉少奇的命運相似。一個是國家主席莫明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一個是党的總書記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一人治党,一如文革。

信仰本來是沒有罪的。天賦人權,天賦信仰。但是,大批信仰者卻被認為有罪。某些信仰會獲罪,坐牢的坐牢,教養的教養。專政之形狀,一如文革。

言論是不應有罪的,天賦人權,言論自由。言論也是莊嚴的中國憲法所保證的。但是,言論不能自由發表,與某人某領導不一致的言論可能獲罪,言論可能受到嚴密的控制。假大空的東西充塞世界,說真話的書籍嚴加禁止。有的領導更主張向朝鮮同志學習,向古巴同志學習,學習他們控制意識形態的寶貴經驗。阻塞言路,控制言論,一如文革。

人民代表本來應該是人民選的,人民公僕本來是為人民當差,應該由人民來選,由人民來定。但是,人民代表是領導指定的,各級領導是更高級的領導指定的。陳良宇,陳希同、成克傑,王懷中,這千千萬萬個人民的老爺,那個不是他們的領導看中的?中國的相當不少的"公僕"為非作歹,飛揚跋扈,腐敗不堪,但是,主人只能忍氣吞聲,無可奈何。上訪無門,上告有罪。一代又一代的國家領導人,也全是由老人指定的。"主人"無權,可歎可憐,公僕揚威,權大氣粗。如此種種,勝過文革。

這多少說明,政治上還遠遠沒有離開文革陰影。中國的政治依然如舊。政治改革的步伐似乎沒有真正開始。中國的政治改革,實在是三寸金蓮的小腳女子,一搖三晃,原地不動。

政治改革為什麼像小腳女人?

政治不改革,或者小改革,步履緩慢。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步子大一點,膽子也大一點,而獨有政治改革卻像一個小腳女人呢?

中國多的是理論家。他們什麼事情都可以創造理論。餓死了三四千萬人民,理論家們創造了三年自然災害論,將數千萬人推入災難的深淵,讓他們受盡了人間苦難,理論家又創造了母親打孩子理論。對於政治改革的小腳女人現象,中國的理論家們又創造了種種中國特色的理論,來論證政治改革小腳女子的合理和必要。

小腳女人理論是些什麼樣的理論呢?這些理論站得住腳嗎?

一種理論是中國民眾素質低下論。有些人說,政治是要改革的,他們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只是中國人的素質太差。因此,要等到中國人的素質提高到一定層次,他們才能開始搞政治改革。現在政治不改革,不是他們不想改革,是低素質的中國大眾拖了後腿。如果中國人素質像他們領導一樣高,他們早就進行政治改革了。總而言之,政治改革像小腳女人,不能怪他們這些改革家,都是中國人不好。要進行政治改革麼,必須等到中國人素質提高到他們認為合格的時候才可以開始。中國人的素質什麼時候才能提高呢?沒有人回答。也許要等上五十年上百年吧。一百年不動搖,這也許也是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吧。

這話當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要在明朝朱棣當政時提出搞一點政治改革,那恐怕是不行的。如果我們對朱棣說,方孝儒是無罪的,他不幫助你起草即位昭書是他的自由選擇,你要尊重人權,尊重信仰自由,那時的中國國民誰也不會支援你。在那個時代,老百姓滿腦子是吾皇萬歲萬萬歲的奴隸性,那時搞政治改革那是萬萬不行的。不過,我們現在中國人的素質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了。我們不是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嗎?不是說我們基本消除了文盲,教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嗎?大學生多得已經找不到工作,全國普及了九年義務制教育,一般人都有了一些文化,怎麼素質會低到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呢?而且,中國人至少在偉大光榮而且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50多年了,政治學習學了不知多多少少,革命的運動一次接著一次,人民的階級覺悟、政治覺悟提高了不知多少次了。一個人受教育9年就可以初中畢業了,全國人民在革命的大熔爐裏接受黨的教育超過了五十年,一個人受教育二十年可以拿博士學位,五十年的教育可以拿兩個以上的博士學位了,素質不可能低。因此,中國人素質低下論不能成立,由此而得出的政治改革推遲論,也難以成立。那些提出中國人素質低下論的人們,實際上是在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領導了五十年,被領導的老百姓素質還是那麼低下,低下得搞政治改革都不行。這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領導老百姓的党也是素質低下,武大郎的徒弟武藝不行,也是武大郎武藝不行。或者,是胡大郎教得不行。教了五十年的徒弟,徒弟還是一塌糊塗。總而言之,要麼是武大郎無能,要麼是武大郎不盡責,二者必居其一。

從橫向的比較看,中國人素質低下而不能進行政治改革的理論也難以成立。臺灣人也是中國人,我們不是常稱他們是臺灣同胞嗎?他們長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這幾年又在可惡的民進黨的統治之一,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其素質自然一定比大陸人民要低下。不過,那塊土地上也進行了總統直選,輿論公開,新聞自由。低素質的臺灣人民能適應政治改革,共產黨領導下的相對高素質的大陸人民,自然也能勝任政治改革。臺灣人民似乎並沒有因為政治改革了,導致天坍了下來,導致地球停止了轉動。既沒有造成全島性的大動亂,也沒有引起驚天動地的大海嘯或大地震。臺灣人民能適應政治改革,大陸人民有什麼不能適應的呢?臺灣政治改革沒有流血,沒有暴力,大陸也是能夠做到的。

第二種理論是穩定壓倒一切論。有人說,中國人口多,地方大,情況複雜,政治改革會引起天下大亂,影響發展。中國再也不能亂了。因此,政治改革只能走小腳女人的模式。

這話聽起來也有點道理。中國是人口多,是地方大,是情況複雜。但是,人口多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地方大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情況複雜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按照這種理論,中國永遠別搞政治改革了,因為除非戰爭,中國的人口不會降下來。中國的領土這麼大,除非再割讓出一些土地,或者被人侵佔一些,否則不會減少,那也永遠不能搞政治改革了。至於情況複雜,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說沒有不複雜的,一粒沙子也是一個世界,也是複雜的。單是一粒沙子裏面的化學元素就有幾十種,組合而成的分子就更加複雜了。一個化學家研究一輩子沙子,未必就搞得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是複雜的。要是這種理論成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不宜搞政治改革的,中國歷史上所有改革家都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情況複雜"。這種理論能成立嗎?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看,此論也根本站不住腳。以俄羅斯為例。它的人口也不少,比中國少一些,但是也有2億人口,也是一個人口大國。它也是一個國土大國,幅員比中國還遼闊。它的情況也很複雜,宗教的、歷史的、民族的,各種問題交叉重疊。它的歷史的包袱很重,單是史達林留下的冤假錯案,就是一大堆。不過,它也許沒有看到中國理論家人多地大情況複雜不宜進行政治改革的理論,仍然進行了政治改革,現在輿論比較開放,法律比較健全,社會比較有序,並不如有些同志所擔心的那樣,會引起天下大亂。它的社會秩序良好,發展速度較快,人民生活比較安定。至少,改革後的俄羅斯的社會秩序比中國要好得多,它們沒有像中國那樣每年有8萬多起群體事件,也沒有來自全國各地呼冤叫屈的20萬個上訪大軍,沒有形成頗有規模的上訪村,更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各地官員為了保持政績、為了創造和諧形象而日夜不息地守護在上訪路上捉拿上訪者的聲勢浩大的截訪大軍。俄羅斯能搞政治改革,中國為什麼一定要像小腳女人那樣搞政治改革呢?難道因為三寸金蓮特別令人憐愛嗎?

中國政治不改革的真實原因在於,第一,有些人充分地感覺到政治不改革的優越性。鄧小平說過,美國要決定一件事情,要國會辯論,要政府通過,要經過層層關口。而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勃列日涅夫等幾個人一個晚上一討論,幾個小時後就出兵了。這多少好嗎。小平同志決心打以前的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他說要教訓教訓它,幾十萬大軍就聞風而動。他打了幾百萬右派,從來不感到做了錯事,從來不感到內疚,如果政治改革了,這能行得通嗎?他看著胡耀邦不順眼,就壓著胡耀邦下了台。他看著趙紫陽不順眼,就逼著他下了台,還軟禁了他十五年。小平同志他多瀟灑啊!如果要搞政治改革,他還瀟灑得起來嗎?一個垂垂老人,還能在簾前簾後聽政嗎?一人治國多好啊,他能去搞政治改革嗎?如果真的搞了政治改革,鄧小平這樣做,如果有人問,你小平同志是根據黨章第幾條,憲法第幾條?《軟禁法》第幾條?(軟禁法也許尚未起草,至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尚未通過)他怎麼回答呢?

第二,有些人擔心,如果進行政治改革,新聞自由了,言論開放了,那會影響執政黨的地位。現在多好,要禁某本書,要禁某個人,只要某某部某某長一句話、一個電話。政治改革了,有這麼方便嗎?現在党就是國,國就是黨,國產也就是黨產。全國那麼多脫產拿錢的黨委書記,支部書記,宣傳幹部,吃的是國家的飯,化的是國家的錢,幹的是黨的事,開的是黨的會,這多好啊。如果政治改革了,党國分開了,有這麼方便嗎?現在,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都是党的幹部的後代,有人稱為太子党,或者秘書党。陳雲同志就說,天下還是交給我們的孩子放心。如果政治改革了,人民有權投票,陳雲同志放心的"我們的孩子",人民會投他們的票嗎?這可不一定。為了党的永遠處於執政黨的地位,所以,政治改革還是以後改為好。

第三,有些人擔心,這些年,黨風腐敗,吏治腐敗,發改革財的不少,掠奪土地者,掠奪國有資產者並不少見。老百姓並不喜歡腐敗。如果進行政治改革,可以自由言論,豈不要七嘴八舌,天下攘攘?萬一影響了穩定怎麼辦?為了穩定,不能進行政治改革。新聞牢牢控制,軍隊牢牢控制,就能天下太平,長治久安。
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中國的政治改革直到今天,依然步履蹣跚。

政治改革的小丘能繞過去嗎?

如果可以不搞政治改革,經濟也能發展,社會也能和諧,人民也能擁護,那還是不進行改革的好。現在不改革,將來不改革,永遠也不要改革。進行政治改革,畢竟是費時費力,是要消耗社會成本的。如果可以不改革,那豈不就省下了一大筆改革成本,無形之中,我們就獲得了一筆可資利用的資源。

不過,政治不改革,真的能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得到人民擁護嗎?似乎不行。政治改革的成本雖然大家都想省,但是省不了。政治改革的小丘,想繞是繞不過去的。

第一,從理論上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不變,二者是很難協調的。從系統論來說,政治和經濟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兩個因數,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兩個因數互相協調,社會才能協調;這兩個因數不協調,就會互相損耗。一隻鳥如果一個翅膀大,一個翅膀小,它是飛不高的。一個人如果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它是走不快的。一輛車,如果一個輪子大,一個輪子小,它是開不快的,也是開不穩的。很容易在山路崎嶇時掉下懸崖。政治和經濟,就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人的兩足,不協調是不行的。

第二,從歷史來看,不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行的。清朝的領導集團,也想富國強兵,也想穩定壓倒一切,也進行了經濟改革,只是遲遲不想認認真真地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改革的總設計師是慈禧老佛爺,她老人家和改革的得力幹將袁世凱積極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引進人才,派出了留學生;還開起了礦山,辦起了工廠,訓練了新兵,造起了水廠,學起了舞蹈,辦起了俱樂部,甚至還引進了西洋大餐,改革搞得紅紅火火。老佛爺視察天津的改革樣板區,極力誇獎改革大見成效。但是,社會積弊叢生,民生日益凋弊,民心躁動不安。老佛爺也曾想到進行政治改革,她派五大臣考察了西方的政治體制,擬定了改革政治的憲法,甚至準備虛君共和。但是,老佛爺希望大清皇上的大權不要變,自己的大權不能變,要搞實際的政治改革,必須推遲到她身後。結果,她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道路沒有走通,在實際中碰了壁,白白地斷送了大清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基業。西方的近代史也表明,經濟改革了,社會前進了,政治不改革是不行的,英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荷蘭等國的實踐都是這樣。
第三,從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政治改革是勢在必行。印尼原來在蘇哈托家族的統治下,經濟雖然有所發展,蘇哈托像小平同志一樣,也大力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特別是蘇哈托家族的人先富起來。蘇哈托家族壟斷市場,大權在握,積累了千百億美元的巨額財富。但是,人民大眾仍然貧困。蘇哈托拒絕政治改革,但是,歷史迫使國家進行政治改革。菲律賓的馬科斯堅持獨裁統治,他的家族大大地富了起來,他的美麗的夫人單是高級皮鞋就有三千多雙,比一個高檔皮鞋店要大得多。馬科斯曾經想通過暗殺阿基諾來拒絕政治改革。但是,阿基諾死了,阿基諾言夫人卻起來了,人民也起來了,終於趕走了馬科斯,實現了民主制。此外,從臺灣、韓國、羅馬尼亞、波蘭、俄羅斯等國走過的道路看,政治改革的小丘是繞不過去的。

第四,從中國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看,不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行的,這個小丘是繞不過去的。這些年,由於中國的跛足改革,腐敗不斷發展,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相對貧困化不斷加深,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日益強烈。這種種發展,都是拒絕政治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社會矛盾的不斷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步伐。

政治不改革,行嗎?或者說,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繞開政治改革,只走經濟改革的路,行嗎?歷史早就表明,這是不行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式的政治模式,是一定要碰壁的。這樣一種被共產黨否定過的模式,能適應多元的、開放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嗎?

2008年2月12日星期二

郭泉:《中國新民党八榮八恥》

《中國新民党八榮八恥》

以促進憲政為榮,以獨裁壟斷為恥;
以還政于民為榮,以私相授受為恥;
以多党競選為榮,以黨禁報禁為恥;
以人民民主為榮,以一黨專制為恥;
以廉潔奉公為榮,以貪污腐敗為恥;
以民主啟蒙為榮,以愚民殘民為恥;
以保護環境為榮,以瘋狂掠奪為恥;
以實事求是為榮,以篡改歷史為恥。


《中國共產黨八榮八恥》

以財大氣粗為榮,以艱苦樸素為恥;
以毫宅巨賭為榮,以兢兢業業為恥;
以享樂淫逸為榮,以廉潔奉公為恥;
以寵富斂財為榮,以勤儉節約為恥;
以養尊處優為榮,以自甘清貧為恥;
以個人至上為榮,以團結群眾為恥;
以爾虞我詐為榮,以誠實守信為恥;
以撈取政績為榮,以同甘共苦為恥。

嚴家偉:人權與挨餓

已經下臺的前外長李肇星先生,聽說最近要走馬上任為北京大學的教授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何況是大學教授,更何況是中國第一名牌的北大。但不知何故聽到這個消息後,我腦子裏第一反應就是:“會不會誤人子弟”?
有真才實學的官員,退休後執教大學不但沒什麼不可以,而且他豐富的社會閱歷與經驗還更會對教學有所裨益,使二者相得益彰。但對李肇星先生,恕我不恭,從不敢作如是想。別的姑且不說,單說他在任外長期間,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現,就常常給人一種僵化,無知甚至粗暴無禮的印象,根本沒有一點學人的儒雅風範。在今年的“兩會”期間,有記者就俄羅斯當局排斥和驅趕在俄的華人零售商與勞工一事向李提出詢問,並謂此事是否屬於侵犯華人人權的排華事件?稍有常識和愛國之心的人,也會對自己的同胞表示同情與聲援。殊料身為外長的李先生,竟然回答道:“不可一概而論,俄羅斯也是個大國,他們也有他們的國情”。李的這一表態,使許多海外華人大為失望,有的媒體斥李為“冷血”。難道就因為俄是個“大國”,中國人就該忍氣吞聲不成?作為外長的李先生,你的愛國情,同胞愛都到哪里去了?這樣的品德情操如何去為人師表?另一次李在回答一位元香港女記者關於臺灣問題的提問時,竟然粗暴地回答道“你是誰?你知道臺灣在什麼地方嗎”?答非所問,文不對題,而且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哪有半點外交官的風度。如果在課堂上也如此對待學生的提問,那豈不有辱斯文?
李在任外長期間,當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人權這個重大的話題。我們不妨來看看這位已要作北大教授的前外長李肇星先生,有關人權的“學術性”言論吧!他說:“我挨過餓,我知道什麼是人權,你挨過餓嗎”?言下之意,人權僅僅就是一種生理體驗而已。就象吃過糖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甜味,結了婚的人才知道什麼是性愛一樣。只要挨過餓的人,哪怕目不識丁,也知何謂人權。反之,你沒挨過餓,哪怕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不知人權為何物。這位前外長竟然使用這種坊間市井吵架鬥嘴的市俗智慧來對待人權這樣一個嚴肅的社會科學命題,作如此庸俗的解釋,實在叫人不敢恭維。
李先生說他所謂挨過餓,無非就是指他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生話在中國大陸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人為造成的大饑荒年代。然而正是在這裏,李先生卻倒因為果,避而不談人們挨餓的原因恰恰是缺乏最起碼的基本人權。在1957年“反右”運動壓制了任何的不同意見後,整個國家就聽憑毛澤東一個政治狂人異想天開、胡作非為。什麼畝產萬斤,什麼大煉鋼鐵,什麼十五年超英趕美,使整個中國變成了人人胡吹牛,個個說假話,你哄我,我騙你,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最後留下穀撒地,薯葉枯,千里沃野無收成,萬里河山盡哀鴻的悲慘結局。如果當時中國人民有一點人權,有一點言論自由,新聞媒體有一點監督的權利,上述那一切荒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早就被有基本人權的民眾加以監督,糾正,制止了。挨餓的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反之,正因為人民連起碼的基本人權也沒有,才會導致民眾不僅挨餓,而且被餓死者多達數千萬人的空前歷史大悲劇。所以那時廣大的中國民眾,實際上是喪失了包括人權在內的一切權利的“亡權奴”。而“亡權奴”處境的悲慘比亡國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李肇星先生能尊重這鐵一般的歷史事實,並按照正常人的邏輯加以解析,那麼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正因為沒有人權,民眾才會挨餓!
然而李先生所謂的“我挨過餓,我知道什麼是人權”,則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他的意思說穿了就是,人權就是生存權,或主要就是生存權,“讓”你有飯吃了,你就算有“人權”了。在這裏李先生已經將人與動物等量齊觀,按此高論,牛,馬,羊……只要讓它們吃飽,吃好不也算擁有“人權”了嗎?那麼人與其他動物還有什麼區別?把人的思想,言論自由,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以及政治民主權利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等等,通通置於次要,甚至可有可無的位置,這是對人權這一科學概念嚴重的歪曲與閹割。說明他李肇星才根本不懂什麼是人權,或者他在心裏雖然明白是怎麼回事,卻為了他自已和小集團的既得利益,於是給你來個“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指鹿為馬,信口雌黃以淆亂視聽。倘若屬於前者,那還只是可憐的無知,如果是後者,則是品德的惡劣。但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是和一個為人之師的高校教授的身份絕對不相稱的。這樣的人去作北大教授,打個不敬的比方,無異於叫一個慣賭或慣偷的“高手”去當員警一樣的叫人見了哭笑不得。
在一個“官本位”高於一切的社會裏,在一個“贏者通吃”的政治生態環境中,一朝官拜某長,什麼碩士,博士學位就會手到擒來;一個運動員因為拿了幾個世界冠軍,雖然其文化水準還不如一個用功的初中生,也可昂首挺胸走進北大,清華校園。如此媚俗的高等學府,聘請一位當年炙手可熱的官場紅人當教授,當然也算不得什麼好奇怪的事。只是看著那眾多的年輕學子,拿著帶有他們父母體溫的鈔票來求學,如果被一個“以已昏昏”,自然難以“使人昭昭”的“教授”所誤,實在有點“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罷了。
(2007年7月8日完稿)

呂耿松:中共抵制軍隊國家化不得人心— 四論軍隊國家化

(博訊北京時間2007年8月01日 轉載)

2007年 6月 18 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宗成康執筆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號召解放軍"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軍隊必須國家化是個"人必須吃飯"一樣的簡單的道理,是個真理,也是個常識。對於這樣一個世界文明國家普遍奉行的規則,中共卻要"堅決抵制",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筆者認為,抵制軍隊國家化,中共犯了四個大忌:一是違背歷史潮流,二是違背民心,三是違背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四是違背世界軍事革命的趨勢。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歷史潮流

據悉,臺灣國防部自2007 年7 月起廢除"軍人五大信念"中的"主義、領袖",而改為"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據稱這是比照美國軍隊的"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符合軍隊國家化的目標。"軍人五大信念" 是1953 年蔣介石于陸軍參謀指揮學校宣佈的,即"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軍人五大信念"把"主義"和"領袖"置於國家之上,反映了當時臺灣軍隊的黨軍化思想與蔣軍化情結。2000 年政黨輪替後,臺灣實行軍隊國家化,黨軍化思想和蔣軍化心態已在部隊消失,臺灣軍隊已"完全忠於國家、憲法",在軍隊的精神領域廢除"主義、領袖"也就順理成章。臺灣國防部 政戰局長陳國祥說:"整個民主世界軍人核心的共同價值就是國家責任跟榮譽。為配合時代潮流,讓歷史歸歷史,軍人效忠的是國家,而不是個人或政黨"。 臺灣媒體認為,從軍隊國家化的角度來看,"主義、領袖"作為軍隊的精神教育原本就不應存在。

在海峽的這一邊,大陸的獨裁政權不思與時俱進,仍抱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死死不放。無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從民主憲政的內容看,甚至從共產黨自己制定的憲法看,共產黨都沒有任何理由要"絕對領導軍隊"。它的這一做法,很象一個理屈詞窮的潑婦,賴在別人的家裏,大聲嚷嚷:"你的家是我的,你所有的財產是我的,我要絕對佔有這裏所有的一切!"但潑婦畢竟是潑婦,除了高聲叫嚷,她講不出什麼道理。胡錦濤上臺以來,有許多高級將領撰文強調"堅持軍隊的絕對領導",聲稱"要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還有胡錦濤本人也不時跑到軍隊去進行"軍魂教育"。但是這些文章和說教,要麼象個癟三,精幹巴瘦,除了幾句口號外什麼內容也沒有;要麼象條"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空洞無物。 6 月18 日《解放軍報》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更是遭致物議,有網友諷刺地建議中共軍委應對作者宗成康晉級、加薪。

這篇約3800 字的文章,用2200 多字的篇幅叨叨不休地大談"紅四軍建設的經驗",也就是共產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等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這些草創時期的所謂經驗距今已經將近80 年了,共產黨還在向軍隊灌輸這些東西,可見它是多麼的背時,多麼的守舊。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論證鄧小平在1989 年講的" 我們的軍隊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這句話。作者對它的評價是"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人民軍隊思想,是對我軍性質的新的科學概括"。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全文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下面這段話:"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後,党直接領導的人民軍隊,便自然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統一,共同構成新中國解放軍性質的完整表述。'黨的軍隊'強調的是解放軍軍魂,'人民的軍隊'表明的是解放軍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反映的是解放軍存在形態。解放軍在本質上歸根結底是屬於人民的。不僅戰爭年代是這樣,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尤其如此。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這就規定了解放軍必須繼續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解放軍踐行根本宗旨往往集中反映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上。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二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因此,必須堅決抵制"。這段話採取的語言,是共產黨一貫來採用的陳詞濫調,是典型的党文化語言。其次,邏輯混亂。"'黨的軍隊'強調的是解放軍軍魂,'人民的軍隊'表明的是解放軍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反映的是解放軍存在形態",無論怎麼讀,也得不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統一"的結論。"軍魂"、"本質"、"形態"三個詞風馬牛不相及,並不存在邏輯關係。三是自相矛盾。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怎麼會"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呢?正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所以才要實行軍隊國家化,而不是政黨化。如果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中國共產黨",而"共產黨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那麼才會與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水火不相容。下麵這句話,才是畫龍點晴之筆:"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 。"這句話太對了。軍隊的國家屬性當然是絕對的,政黨的屬性是才相對的。政黨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基於特定的事實(內戰)才能領導一部分軍隊,但內戰一結束,軍隊就得交給國家,由國家絕對領導。"取消党對軍隊的領導權"理所當然,這在全世界已成通則,在歷史上已成公理。用共產黨最愛說的一句話來形容,"軍隊國家化"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對於這樣一個真理,中共居然要"堅決抵制",豈不讓人感到它自私、野蠻、落後?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民意

《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發表後,遭到許多線民的抨擊。《中華網》有個關於讀了這篇文章後的心態調查。心態調查分"佩服"、"微笑"、"難過"、"憤怒"、"路過"、"噁心"六個選項。筆者在選擇時,選擇了"憤怒"。根據以往的經驗,筆者以為選擇"憤怒"的人不會很多,因為中國許多人還受共產黨的矇騙,中"党文化"的毒還比較深,特別是經常上網的"憤青",對共產黨掌控軍隊是持贊同態度的。但我點開調查結果一看,選擇"憤怒"的人卻有很多,這出乎我的意料。從曲線上看,選擇"噁心"的人最多,在 1304 名投票者中大概有一半,其次是"憤怒"和"佩服",兩項基本上相等,再下去是"難過"、"微笑","路過"的人最少,說明大家還是很關心軍隊國家化問題的。

筆者查了《中華網》、《多維網》、《鳳凰網》和《東方網》上線民對這篇文章的評論,發現大多數線民對所謂"堅決抵制國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是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贊同的人也有,但這些人的網評寫得很差,甚至有人寫上"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一些文革中的極左語言,因此被一些線民譏為"弱智"。

在《中華網》上,一位網友寫道:"這篇文章好象是文革時期寫好的,怎麼現在又拿出來發表呢?",他指責作者"你挑起這個話題用何在?我們要提防那些為了撈取個人名譽而損害黨和國家利益者"。這位網友看來是個共產黨的擁護者,但他反對"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認為這會"損害黨和國家利益"。一位自稱為"小老爺們"的網友指出:"如果是國家的軍隊,那麼用納稅人的錢養國家的軍隊無可厚非。如果是黨的軍隊,那就應該用党的錢養軍隊,而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養黨的軍隊。抵制軍隊國家化,本身是一黨體制下的產物,和封建專制的做法沒什麼二樣。軍隊不國家化,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後果將有重蹈軍閥混戰、百姓遭殃的局面。國家的軍隊則目標明確,任務就是保衛國土安全,而黨軍還保衛某一個黨的統治地位的任務。"另一位網名為飛雪 fling "的網友問道:"軍隊是黨的軍隊,如果黨已不再是人民的黨,那後果會如何?"

在多維網上,有位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文邏輯混亂,強詞奪理,說來說去就是說軍隊是共產黨的,不是國家和全體人民的;是保衛党天下和貪官污吏的,不是保衛國家和人民的。那人民為什麼必須勒緊腰帶為你一個黨養活那麼多軍隊呢 ?把人民解放軍改成共黨解放軍不是更名符其實了嗎?" 另一位網友調侃道:"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黨永坐江山,保證我們想奴役誰就奴役誰,保障我們和我們的兒孫家族們永遠吃香喝辣,欺壓百姓不受懲罰,打死也不能交權給人民!堅決堅決!"另一位網友則道出了中共權貴反對軍隊國家化的天機:"這些人最擔心的可能還是軍隊國家化以後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影響,擔心到時候軍費不再是共產黨說了算,自己想要多少就得多少。"這位網友還把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改革聯繫在一起:"中國的政改之所以這麼艱難,就在於這些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對。其實中國民主了,好日子還在後面,大家都發達,而且還理直氣壯。現在這樣藏著掖著、偷雞摸狗的樣子,實在不敢恭維。"還有網友根據中共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行徑,給了中國軍隊一個公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 = 中國共產黨党衛軍 = 中共獨裁者豢養的家丁打手武裝,是全球民主國家包括臺灣在內的最大公敵"。

在鳳凰網上,有網友評論道:"共產黨牢牢把握軍隊是不自信的體現,如果有廣泛的執政基礎還怕軍隊國家化?""世界上國家化的軍隊多了,那些國家也許從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過人家的軍隊一點也不比共產黨的差。這說明什麼??"。另一網友諷刺作者:"我暈 ~~ ,這啥話啊!'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 這傢伙是從'青山'(瘋人療養院)逃出來的?!!"

在東方網上,有網友認為整篇文章全是空話、廢話、套話、大話,沒有實際內涵。有位線民明確地否認了作者(實際上是中共)的觀點,他說:" 軍隊國家化是萬民之福! 人民軍隊和軍隊國家化並不矛盾,作者不要把人民和國家對立起來好不好?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軍隊也是人民的軍隊。再說,軍費來自全體國民的納稅錢,而不是黨費,所以軍隊屬於國家、屬於全體人民是天經地義的。"另一線民借古諷今:"明朝顧炎武(實為明末清初人 —— 筆者注)的時候都知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朝廷則是一姓之朝廷,朝廷非天下。當今作者竟稱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而非人民的天下,軍隊為共產黨的軍隊而非人民非國家的軍隊",並為此感到氣憤。有網友從理論上分析:"軍隊的職責僅僅是保衛國家,保衛人民。軍隊屬於國家,將對執政黨的地位產生嚴重的挑戰。軍隊屬於國家,執政黨將不能通過軍隊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必須完全依靠民心、靠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這將考驗執政黨的執政能力。"胡錦濤不是要提高"執政能力"嗎?且聽聽這位網友的話,實行軍隊國家化,否則靠軍隊扶持,算什麼"執政能力"? 另一位網友很羡慕臺灣的軍隊國家化,他說:"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屬於國民黨,而是屬於臺灣當局,所以在國民黨敗選中沒有起任何作用,軍隊沒有捲入黨派之爭。如果國民革命軍屬於國民黨,它必將通過武力來維持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臺灣也就無法實現民主。"在民眾的眼裏,共產黨"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就是堅決抵制民主,而這是不得民心的。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

有體制內的學者認為,軍隊國家化、人民軍隊由人民掌管問題,其實在現行憲法中已有相關規定。例如憲法第29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第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武裝力量的掌管權是事關國家與人民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國家權力之一,理應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掌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國家中央軍委應是全國武裝力量的日常管理和執行機構,也是最高統帥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對國防活動實行統一的領導。"第十條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規定,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憲法規定,決定戰爭狀態的宣佈,決定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第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 第十二條規定"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第十三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行使下列職權:(一)統一指揮全國武裝力量;(二)決定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的作戰方針;(三)領導和管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制定規劃、計畫並組織實施;(四)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議案;(五)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法規,發佈決定和命令;(六)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和編制,規定總部以及軍區、軍兵種和其他軍區級單位的任務和職責;(七)依照法律、軍事法規的規定,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武裝力量成員;(八)批准武裝力量的武器裝備體制和武器裝備發展規劃、計畫,協同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科研生產;(九)會同國務院管理國防經費和國防資產;(十)法律規定的其他職權。"以上規定的這些職權,都是授予國家機關而不是授予政黨的,所以武裝力量的性質也自然屬於國家的。特別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而非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因為該法第 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已明顯把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區分開來。第十九條雖然也屬於國防法的法條,但這一法條沒有憲法根據並與憲法相衝突,因而是無效的。

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義務依照本法的規定服兵役。"根據憲法和兵役法,服兵役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義務,而不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當然共產黨員作為公民也應當服兵役,但這時他的角色是公民而非黨員。由國家公民組成的軍隊的屬性自然而然是國家而不是政黨,否則主次顛倒,邏輯荒謬。再說,軍隊徵召的根據是國家的憲法和兵役法,來源是全體國民中的適齡青年(戰爭時期是所有公民),青年參軍是基於作為公民的義務和國法的強制,並非是基於對某黨主張的嚮往和信仰,以國家的名義徵兵加入的卻是黨軍,這是以公謀私,是非法佔有。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世界軍事革命的趨勢

軍事革命(也叫軍事變革)是近年來世界各國軍界講得比較多的一個詞,這個 概念原來是一個英文詞縮寫,叫RMA ,全文叫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及世界一些戰略學界開始大量出現關於軍事革命的論述。1994 年1 月份,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佩里批准在國防部成立了一個高級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美國有關軍事革命的研究工作。

人類社會戰爭史至今經過了冷兵器戰爭階段、熱兵器戰爭階段、機械化戰爭階段,目前已進入資訊化戰爭階段或機械化與資訊化交錯階段。每進入一個階段,都是一次軍事革命。第一次是 青銅兵器、鐵兵器引發的軍事革命,金屬兵器及與其相匹配的多兵種結構、陣式作戰,佔據了人類軍事舞臺幾千年。 第二次是西元10 世紀後,火藥的發明蘊育了新一輪軍事革命。 西方國家爆發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軍事變革。其主要標誌是出現火槍兵、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種,線式與散兵作戰先後成為主要作戰方式,軍事理論開始形成體系。在其進入關鍵階段時,中國處於明朝末年至清朝時期,封閉的小農經濟社會和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使整個朝野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思改革,國家由強盛轉為衰退,錯過了軍事變革的大好時機。第三次是 19 世紀末期至20 世紀末期,以電力能源和內燃機為標誌的科學技術啟動了機械化軍事革命 ,由熱兵器向機械化戰爭時代變革。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機械化戰爭形態完全形成,這一次世界軍事革命的主要標誌是火力、動力機械與電子技術等相結合,軍隊由陸海空部隊構成,合同作戰方式與各種新軍事理論體系問世。在其關鍵時期,由於軍閥混戰、日本入侵、國共內戰、共產黨獨裁,中國再次被甩到世界軍事革命的大潮之外。第四次是上世紀末至今(有人認為 1982 馬島戰爭是起點,有人認為1991 年海灣戰爭是起點),發生機械化戰爭形態逐步向資訊化戰爭形態轉化的重大變革。其主要標誌是資訊化武器系統逐漸主宰戰場,出現知識密集型資訊化軍隊,採取一體化作戰方式,其軍事理論及其體系徹底革新。目前,軍隊資訊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是美國 ,美國計畫到 21世紀中葉建成資訊化軍隊。屆時,高技術戰爭將轉化為資訊化戰爭。資訊化戰爭是由資訊化軍隊在陸、海、空、天、資訊、認知、心理等七維戰略空間用資訊化武器裝備進行的。

按照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的說法,第四次軍事革命主要具有五個特徵,即武器裝備智慧化、編制體制精幹化、指揮控制自動化、作戰空間多維化、作戰樣式體系化。為了順應世界新軍事變革,各國採取了三個措施:首先是提高品質、減少數量,保持適度縮小的軍隊規模,增加、提高資訊化技術裝備;其次是調整軍兵種建設力度。各國陸軍裁減比例較大,同時優化陸軍結構,增加高技術兵種。加大海、空軍的建設力度,在經費投入、裝備更新和人員編制方面予以較多傾斜。第三是突出天、電(磁)等高新技術部隊的發展。軍事航太力量、導彈部隊及導彈防禦部隊、電子戰和資訊戰部隊等成為軍隊建設新的重點。俄羅斯不久前將戰略火箭軍一分為二,分別組建火箭兵和航太兵兩個兵種。預計到 2015 年左右,美國還可能考慮組建天軍。

第二次、第三次軍事革命,中國由於專制、獨裁、腐敗失去了機會,中國軍隊到目前甚至機械化還沒完成,大大落後於美國、俄羅斯、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甚至連越南也比不上。在軍事理論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人民戰爭"理論。按照第四次軍事革命的要求,軍隊廹切需要職業化、專業化、現代化(包軍事理論現代化、軍事管理現代化)。但是,"党絕對領導軍隊"的緊箍咒和軍隊政工制度及人民戰爭理論,導致優秀人才被扼殺、軍事研究被窒息或庸俗化。在現行體制下,象熊光楷這樣頗有軍事才能的將領,卻不得不服從、討好江澤民這樣的庸才。 2003年9月,熊光楷接受媒體採訪,當問到" 您認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需要著重解決一些什麼問題"時,熊上將竟說"貫徹落實江澤民同志關於適應世界軍事變革、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要思想"、"要堅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總的指導思想",真是肉麻至極。有個叫 黃偉民的作者,大概也是一位"軍事理論家",竟然把《江澤民文選》稱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科學指南"。在一篇論及軍事變革的文章中,說"江澤民同志敏銳觀察和準確把握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正確審視我軍在世界軍事變革進程中的歷史方位,高瞻遠矚地提出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這是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做出的戰略抉擇。"江澤民是個什麼東西?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居然被這些軍事專家抬得這麼高。這位作者不僅吹捧江澤民,還吹捧胡錦濤,說"胡主席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歷史使命。這既是對我軍職能任務的新概括新拓展,也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胡錦濤的"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是:在政治上要能夠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在軍事能力上能夠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在軍事戰略上能夠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在國際上能夠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樣一些平庸的說法,也被當作指導軍事革命的金科玉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就連頗有頭腦的劉亞洲將軍,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吹捧胡錦濤。他說:" 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站在國際戰略格局和時代的高度,高瞻遠矚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我軍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科學發展觀和黨的這一最新軍事理論指導下,中國新軍事變革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局面。"胡錦濤在軍事上跟江澤民一樣一竅不通,值得這樣捧麼?由這樣的統帥和這樣的將軍去指揮戰爭,中國還會勝利麼?

今年5 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據悉近期已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在題為《中國的軍事外交》的文章中寫到:"自2000 年以來,我們先後5 次邀請外國軍事觀察員或駐華武官,觀摩解放軍舉行的軍事演習,主要包括摩步旅對野戰陣地防禦之敵進攻戰鬥對抗演習、裝甲旅進攻訓練演習、裝甲師實兵對抗演習、海軍陸戰隊兩栖作戰實兵實彈演習、加強機械化步兵師山地進攻演習等多種類型的演習。在熱忱歡迎外國軍隊'走進來'的同時,中國軍隊還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走出去'。 2001 年以來,我軍先後9 次派員觀摩外軍軍事演習"。在章沁生看來,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沾沾自喜。中國作為一個軍事大國,這點點國際交流實在太少了。美國和韓國,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等每年都要進行一次以上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中國僅僅是邀請外國軍事觀察員或駐華武官,來觀摩小規模的演習,有什麼了不起呢?實際上,由於中國軍隊非國家化,外國軍隊不願意跟中國交流,歐洲至今還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

綜上所述,由於共產黨"絕對領導"軍隊,軍隊非國家化,造成今日中國軍隊將領只知道拍馬屁,士兵和軍官不安心服役,軍事理論庸俗化,軍事研究不務實,軍事訓練搞花架子,在用人領域、軍事採購領域充斥腐敗 ,這無疑阻礙了第四次軍事革命。


原載《北京之春》2007 年8 月號 (博訊記者:蔡楚)

劉建安:反對軍隊國家化是違憲言行

(首發稿)
文章摘要: 軍隊國家化”,即軍權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屬於國家元首(現行憲法指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貫徹實行相關憲法條款,意味著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那麼應該依法取消,而不應該非法實施。

作者 : 劉建安,

發表時間:6/22/2007
一、問題的提起
2007年6月18日《解放軍報》第6版登載了署名“宗成康”的文章《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一文。
這篇文章,就中國軍隊的性質,一方面明明白白說是“人民軍”,另一方面,反反復複地論證是“黨軍”。並且,透露出國記憶體在要求“軍隊國家化”的強烈呼聲。文章批判了“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表示要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
這篇文章言之有理乎?言之合法乎?
本文就從法理上討論“軍隊國家化”的合憲與違憲、合法與非法。
二、軍隊國家化的定義
“軍隊國家化”指軍隊屬於人民,屬於國家,屬於代表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在中國,軍隊國家化,是指中國武裝力量屬於中國人民,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也就是說,按照現行憲法,中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下簡稱軍權)應該隸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這樣的軍隊,才能被稱為國軍。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言論,卻認為中國軍隊屬於某個政黨,某個政黨的黨中央,某個政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這樣的軍隊簡稱“黨軍”。
世界正常法治國家、正常法制國家,軍隊是國軍,而不是黨軍。僅僅在某些發動軍事政變後成立的軍政府,才有可能出現軍隊不隸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或最高行政機關的情況,才有可能出現黨軍這一現象。這也是中國目前黨軍的歷史淵源。
中國1927年~1949年的內戰與外戰過程中,產生與發展了一支中國軍隊,名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解放”二字,可以說,這是一支革命軍、造反軍、政黨軍。但2007年離開1949年已經58年之久,仍然沿用這一稱號,這是中共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經歷了一個甲子、四代最高領導人仍然沒有完成任務與義務的痕跡之一。中國的現實是,中國軍隊是一支黨軍。這一貫以來阻礙了中共黨內的民主、障礙了中國政治改革、專政擴大化、槍指揮党、軍政分離等問題,也是中國軍隊腐敗問題極端嚴重的根源。令人擔心的是,這支軍隊是否能夠勝任其天職“保衛祖國”,勢堪疑慮。如李鴻章之北洋陸軍、北洋海軍,軍力、軍備比小日本略勝一籌卻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致日本坐大中國幾乎亡國。北洋軍失敗於腐敗。把軍隊置於人民及其人民代表會議的領導與管理之下,實是遏制中國軍隊目前存在的嚴重腐敗的必由之路。
本文說理就此打住。筆者認為,現行憲法實質上是明確規定了“軍隊國家化”這一遊戲規則的,反對軍隊國家化是違憲言行。
三、憲法對中國軍隊的規定的實質是“軍隊國家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的根本大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母法,那麼請大家分析《憲法》關於中國軍隊的有關規定:
序言
……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競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條
[第三款]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第四款]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
第五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第八十九條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
(十)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
第九十四條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上述憲法條文涉及到中國軍權的歸屬。沒有另外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軍權關係的條文。在憲法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沒有授權的,沒有確認的。
任何人,只要不是文盲與白癡,都可以通過上述憲法條文而知道:中國一切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最後歸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結論如下:
1、中國軍隊的“軍隊國家化”是憲法明確規定的。
2、如果中國軍權不屬於人民,不屬於代表中國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那麼是違憲行為。
3、主張並實施“軍隊非國家化”的言行是違反憲法的。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關於軍權的有關條款,沒有憲法依據,與憲法相衝突,應該或者廢除,或者修訂。
5、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中國軍權,要合憲化、合法化,就應該修改《憲法》相關條款以名正言順;未修改前,是越權、越位與錯位的,說重一點,是違憲的。
5、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委員會全會,應該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工作報告,卻沒有,這是不正常的,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全會的蔑視。
6、中央軍事委員會應該在每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向全國人大代表做工作報告,卻沒有,這是程式上的違憲與疏忽,也可以說,是對全國人大的蔑視。
四、“宗成康”的荒謬邏輯
“宗成康”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是這樣批駁“軍隊國家化”的: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這就規定了
我軍必須繼續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
的最高體現,我軍踐行根本宗旨往往集中反映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上。
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
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二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
性質。因此,必須堅決抵制。
這段話很拙劣:
一是,論據與結論背離:
這段話,“人民軍隊”、“國家利益”明明是“軍隊國家化”的論據,是對“軍隊非國家化”的駁論據,不知道宗先生的邏輯ABC是個什麼水準,怎麼就得出了“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的判斷。宗先生請運用三段論推理一下,再試一試。
二是強詞奪理:
“軍隊國家化”,即軍權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屬於國家元首(現行憲法指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貫徹實行相關憲法條款,意味著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那麼應該依法取消,而不應該非法實施。
三是污蔑憲法與全國人大:
中國現行憲法是不是社會主義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最高權力機關權?如果是,軍權交給全國人大怎麼就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