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獨立運動所使用的雪山獅子旗

西藏獨立運動（或圖博獨立運動）是聲援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尋求西藏獨立的要求所成立的組織與行動。

目錄 [隱藏]1 歷史背景 2 流亡政府 3 發展與影響 4 文藝相關 4.1 記錄影片 4.2 電影 4.3 書籍 5 相關條目 6 外部連結 歷史背景

西藏歷史在西元7世紀初，即中國唐朝初期，由松贊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在西藏地區是一個地方政權。640年吐蕃王朝與唐朝通婚，兩國關係已較為密切。846年吐蕃王贊普朗達磨遇刺後，經過長期內戰，877年吐蕃王朝覆滅並分裂為若干個小邦。1240年，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邀請西藏宗教首領之一、薩迦派法王班智達為他傳授西藏宗教和西藏文化，作為回報，闊端授予班智達統治西藏地區的世俗權力。此後西藏的宗教領袖與蒙古君主形成了檀越（M'Chod Yong，即佈施）的關係。1260年，蒙古可汗及中國元朝首位皇帝忽必烈封班智達的侄子及繼承者八思巴為「國師」。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並授予他統治作為元朝疆域之一的全部西藏地區的世俗權力。此後八思巴的繼承者也獲得了同樣的權力。通過西藏帝師與蒙古大汗之間的檀越和冊封關係，西藏成為當時整個蒙古帝國（即元朝再加上四大汗國）的一部分。但是八思巴及其繼承者的這種權利受到中央政府，宣政院的管轄。

1368年明朝成立後，明朝對藏族地區基本上承襲元朝舊制，對具有政治實力的地方諸教派首領均賜加以「王」、「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王位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遣使冊封。並將宣政院改為理藩院管轄。期間西藏同時與明朝和蒙古保持宗教往來和經濟貿易，其中與蒙古的關係尤為密切，同時也與尼泊爾、拉達克等鄰國保持鬆散的外事和經濟聯繫。西藏宗教改革領袖宗喀巴弟子根敦朱巴（第一代達賴喇嘛）的第三代轉世繼承者索南嘉措曾經勸說蒙古的俺答汗歸依藏傳佛教，俺答汗的曾孫雲丹嘉措（1589年-1617年）被立為第四代達賴喇嘛。由於西藏與蒙古之間這種關係的影響，蒙古人幫助達賴喇嘛獲得了在西藏的最高政治和宗教權力。

1710年代，清朝軍隊進入西藏，協助驅逐蒙古和碩特部的「法王」拉藏汗。此後西藏接受由中國皇帝冊封的達賴活佛和班禪活佛共同主持西藏宗教事務。

第13世達賴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即位後，在英國和俄國的煽動下採取了疏遠清朝的做法，1909年達賴宣佈斷絕與清朝的關係，清朝出兵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清朝在1910年2月25日罷免了第13世達賴。1911年清朝被推翻，西藏即宣佈驅逐原清朝駐藏大臣。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中央政府先後在3月11日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22日下達的《大總統袁世凱命令》和5月頒佈的《中華民國約法》中強調對西藏的宗主權。1912年6月，第13世達賴返回拉薩，隨即於1913年2月13日發表聲明，宣佈西藏獨立。西藏宣佈獨立後，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派遣軍隊試圖收復對西藏的宗主權，而在英國調停下，中國中央政府之西藏宣撫使陳貽范、西藏地方政府之十三世達賴特使倫欽夏托拉以及英國政府之英印殖民政府外交政務秘書亨利□麥克馬洪，於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舉行中、英、藏三方會議。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將西藏分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國管理的內藏，並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但這個協議最終沒有簽署。

從1912年至1949年，西藏處於地方自治狀態，但中國保留了對西藏的宗主權，中華民國冊封了第14世達賴喇嘛。英國和尼泊爾在拉薩設立了領事館，英國還設立了辦事機構，不丹國王在拉薩也有私人的外交代表。1927年5月，蘇聯也通過外蒙古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試圖與西藏建立「外交關係」，並曾於1928年派遣蘇蒙聯合代表團訪問拉薩。1942年，西藏政府設立外交局。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雖然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但由於解放軍宣佈解放內藏農奴，並進行土地、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革，引發西藏農奴主、世俗貴族和宗教人士的不滿，最終於1959年3月初在全西藏範圍內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中央政府鎮壓，同時農奴不與暴動勢力合作，造成暴動失敗。第14世達賴喇嘛于1959年3月17日及其信徒約８萬人逃至印度以尋求國際協助。3月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第14世達賴喇嘛隨後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主條目：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政府最初設有6個大臣職務：內政大臣、財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與文化事務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務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3月10日公佈了西藏憲法，在西藏噶廈政府之下設立了內政委員會、宗教與文化事務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財政部、情報部、衛生部、人事調配局和審計局。「全國代表大會」為立法機構，「最高法院」為獨立的最高司法機構。流亡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議會的職能。

達蘭薩拉政府在印度設立了各種文化機構，如西藏文獻圖書館、西藏醫療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藝術劇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會」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組織。流亡政府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但達賴喇嘛曾訪問過泰國、日本、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包括國際援助（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和1980年代以前的蘇聯）和海外西藏人的自願捐款。

達賴離開西藏後，班禪以及部分原世俗和宗教貴族與中共政府合作，在西藏開始進行針對西藏傳統農奴制的政治制度變更，但國際人士普遍認為班禪其實是北京當局統治西藏地區的傀儡。

目前達賴駐地布達拉宮始終保持，中共政府並撥款維修，此外中國中央政府曾答應任何時候都允許達賴回國，並不追究其叛國罪，只是並不為達賴所接受。最近，達賴喇嘛向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以「一國兩制」方式讓西藏自治，而不再追求獨立，但是中共政府拒絕接受其提案，稱西藏現狀無需改變。

西藏獨立問題無法獲得解決，除了政治因素及其它外，還有一些根本認知上的差異存在：

西藏歸屬上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至少在1912年以前西藏從未受過歷代中國中央政府的實質統治。 西藏領土範圍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所稱的西藏除了現今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之外，還包含了青海，甘肅，雲南，與四川的部分土地，並且宣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0年代強行劃分。但是在當地藏族也是後來者，這種劃分明顯缺乏公正。 對於以上兩點根本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則是西藏的歸屬以及土地劃分是承襲自清國以及過去中國歷代，在歷史上甚至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

發展與影響達賴喇嘛在許多國際場合發表演說，包含美國國會，澳洲國會，在法國舉行的歐洲議會等等，達賴喇嘛本人于1987年開始提出和平解決問題的訴求，也因此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在過去四十年來獲得許多國際上的支援[1]，同時也帶動了數百個支持西藏獨立的團體與組織 [2]，在西藏的部分人士為了追隨他們的最高精神領袖，也曾經成立了西藏獨立組織。
下列為部分社團與組織：

西藏獨立運動 是在西藏自治區境內的組織，維持時間不到兩年。十名喇嘛在1987到1989年間在哲蚌寺所設立的秘密地下組織。對外界散發西藏獨立的傳單，於1989年4月19日被捕。同年11月28日這十名喇嘛被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組織秘密組織、顛覆和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判刑入獄。目前仍有三名喇嘛在監獄中服刑，其他七人則陸續在刑滿後釋放。2004年7月獲釋的喇嘛為35歲的阿旺衛色。(摘自注１)

西藏青年團 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薩拉民間組織，據稱成員有一萬人。 國際西藏獨立運動 為設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組織，于1995年成立。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 為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組織。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 于1994年成立於紐約市。

文藝相關
記錄影片《西藏之夢》（Dreaming of Tibet）：1998年《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ers and Magicians） 《真師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憤怒的僧侶》（Angry Monk）
電影《達賴的一生》（Kundun）：1997年，馬丁□史科西斯 《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1997年，尚傑克□安諾（Jean-Jacques Annaud）
書籍〈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1999年，林照真，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575222385，EAN 9789575222383 〈殺劫〉：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40，EAN 9789867291844 〈西藏記憶〉：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59，EAN 9789867291851

中共從奴隸制向半封建制的改革

作者：黃鶴升

一個社會制度如何確定？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見解。如我所居住的德國，他們就不承認聯邦德國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實施的是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同樣有人認為，中國現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中共自稱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現狀極其社會制度的變遷如何定位？本文只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原則，對其作一個粗略的分析，期以明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怎麼一回事？而由此引發的社會弊端在那裏？

一、毛澤東奴隸制度的確立

中共於1949年奪取政權後，毛澤東開始建立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毛按照蘇聯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奴隸制建造的。共黨首先在中國農村實行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然後將所有的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實質歸共黨所有）。在城市實施工商業改造，也把資本家的企業收歸共黨所有。這樣，毛澤東就完成了其建立奴隸社會制度所必須的條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共黨管制。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看，毛澤東統治時期，從49年到76年，其實施的就是奴隸制。奴隸制的特點是什麼呢？一切生產資料歸奴隸主所有，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一切生產所得都歸奴隸主，奴隸的衣吃住行由奴隸主供給。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俱備馬克思這個奴隸社會制度理論所說的條件。人民沒有生產資料，一切歸共黨所有；人民沒有人身自由，出入都要共党幹部開具證明；共党官僚管束著人民的衣吃住行，一切維持生命的東西都由共黨供給。人民實實在在是共党奴隸主會說話的工具。我們試想一下毛澤東時代，不要說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權，就連生存權都掌握在共黨手裏，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只得聽從共党幹部的指令。中共名為“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制度，完全俱備他們自己理論所說的奴隸社會制度特徵。

二、鄧小平半封建制度的建立

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奴隸社會，經濟幾乎陷入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其奴隸社會搖搖欲墜。他死後，鄧小平上臺。鄧看到，再以毛這個“社會主義”奴隸制統治中國，他們就玩完了。於是，鄧就拿出他的那套“白貓黑貓”改革論來改造毛的奴隸制度－中共自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鄧是如何改革毛這個奴隸社會制度的呢？我們來作進一步的分析，看看當今中國社會是何種制度，一些不願思考的及不懂思考的人，都以為中國當今社會，實施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雖然是共產黨領導，但其社會制度已資本主義化了。持這種意見的人，用共產黨的話說，就是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他們只通過現象來判斷鄧小平這個改革。

不錯，鄧小平是讓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了。種地的種地，做買賣的做買賣，就是說，致富的致富，發財的發財，已沒有毛澤東時代管得死，人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了，表面上看，是與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兩樣。可是，當今中國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是由全體人民共用的，某集團或黨派不能壟斷、霸佔一切生產資料。而中國的共黨社會恰恰與此相反，他控制一切生產資料：一切土地歸共黨所有（他們美其名曰：一切土地都歸國家所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大行業都由共黨控制（也是以國家的名義控制：所謂的“國有企業”）。單就這兩點來看，中國當今實行的不可能是資本主義制度。那麼，它是什麼樣的制度呢？

有人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話沒有說對。鄧對毛的政治體制是有改革的：鄧首先將毛的奴隸制“人民公社”廢了。他把農村的生產隊廢了，將土地承包給家庭種地，把“生產隊、大隊、公社”等行政機構改為“村、鄉、鎮”。而改動最大的是原省下屬的“地區”行政機構，即廢“區”改為“市轄縣”。我們且以廣東省為例：廣東原分為佛山、惠陽、汕頭、韶關、梅縣、肇慶、湛江、海南（後劃為省）及廣州市等九個省屬行政區。如今改市管縣（市）後，則變為：廣州和深圳屬副省級，其他韶關、清遠、惠州、河源、東□、汕頭、汕尾、潮州、潮陽、梅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門、順德、湛江、茂名、陽江、肇慶等都屬地級市。也就是說，除海南分出成立省外，廣東由八個行政區分割出二十幾個行政區級別的市。據〈人民日報海外版〉1992年9月19日第一版發表的統計數字稱，“從1978年至1991年，中國地級市由99個發展到187個，增長了88，9％；縣級市由91個增加到289個，增長了兩倍多。”這是早期的數字，相信今天增長更多。

從上事實表明，中共這種行政機構的變遷與重組，帶有明顯的封建分封制形式。就是將原來的幾塊餅再分割成數塊，進行權力再分配。這種權力再分配，目的是以懣足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權力欲望。太子党及中共新貴，他們都要求能在權力圈內分一份羹。於是鄧小平就著手進行這種分封制分配，以求權力平衡。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鄧小平讓葉劍英兒子葉選平當廣東諸侯，以換取葉劍英退出權力中心。鄧小平把行政機構這個餅重新分割後，一一安排太子党及新貴進入這些權力機構，各方各派勢力都撈到一定的好處，這樣，鄧小平的權力就穩固了。有人說鄧小平是權力平衡的高手，其實鄧只不過是從毛澤東奴隸主的角色轉變為半封建主的角色而已。以前的皇帝，為了鞏固其統治，對那些皇親國戚，採取的是封侯封地，讓他們建立諸侯國，也可享受當王的權力欲望，這樣皇親國戚就不會起來反他，他皇帝的權力就穩固了。

三、中共半封建制的改革

我之所以稱中共的改革為半封建制，是因為中共這個權力分配雖是分封制，但與中國歷史上封建分封制又有所不同。

中國很早就建立封建制度。據史書記載，從黃帝始，中國就建立了封建制度，黃帝分封有功大臣建立諸侯國。可以說，從三皇五帝到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一直是實行這個封建制度。到了秦始皇時代，才將這個封建制打翻的。後來的漢朝，及至明朝，雖說是沿用秦的郡縣制度，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又灰複一定封建制。唐朝的“安史之亂”，明朝的“寧王府作反”等都是記載藩王作亂的史實，如無封建，何來藩王？皇帝為了照顧他的皇親國戚，還是有分封的，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如若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作分析中國的歷史，我認為秦漢前的“夏、商、周”應為為封建制，秦朝為奴隸制，漢以後到清朝為半封建制。不知為什麼中國的馬列史家要將有明顯封建分封制形式的“夏、商、周”說為奴隸制，將“秦漢”以後的皇朝說為封建制？

我們來看看“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封建制有什麼特點：

1、 由天子劃一塊土地或一座城給他的功臣或親人去建立一個國。2、這國屬於這個被封的王所有，也就是說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是他的。他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行政機構及管理方式。3、諸侯每年納貢一定數量的財物給天朝，只要不違背朝綱，天子很少干涉諸侯的行政事務。史書有記載舜如何封與他關係不好的弟弟象去建立一個國家，象建國後經營自己的勢力，後來還作反。這些歷史記載說明封建國家是有很大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的，不然象就無法發展自己的勢力與他的哥哥舜抗衡了。對於這種封建制，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周武王分封諸侯建國有很詳的實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基本上是周朝分封傳下來的諸侯國。

我們再來看中共的制度。中央指派（與天子分封沒有什麼兩樣）某某去某地區當行政首腦（這個官基本上是與上頭的關係好而得到任命，如黃麗滿原是江澤民當一機部黨委書記時的生活秘書，江當總書記後，黃從一個科級幹部一下調到深圳任處級幹部，不到幾年功夫，升到省級幹部。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分封制形式）。這個頭頭可以有這座城市的使用權，一切行政機構都屬於他管轄。但嚴格來說，這座城市又不屬於他所有。他在職時可以有使用權，他在他管轄的城市可以說為所欲為。但中央一聲令下，把他撤職或調到其他地方去，他就失去對這座城市的使用權。這就是我說的中共半封建分封制。中央委派你，你可以有使用權，但不可以擁有歸屬權，即所有權－這塊國土還是屬於中共政權所特有（即國家所有）。這種政體，正是秦始皇廢封建所建立的那種獨裁政體－皇權至上的寡頭政治。最近有德國報刊說中共當局的制度，是效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制度。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外國人有時是看得准的。中共這個制度，以當今流行的話說，也可稱為極權獨裁制度，但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來看，叫半封建制最為合適。他不是完全的封建，只是半封建。從毛澤東的奴隸制，到鄧小平的半封建制，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只不過是邁出半步而已，與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相差甚遠矣。

四、中國的弊端來自於這個半封建制

有人說，當今中國社會弊端，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監督機制，由中共一黨專制所造成。這話或許不錯，但沒有說到點子上。中國的弊端，以我看全來自中共這個半封建的制度。我們來看看這個制度壞在那裏：中共這個半封建制度，它的管轄權都實行委派制度（分封制），你與我關係好，或我是某某領導的豬朋狗戚，他就委派我到一個地方去任一官半職了，這與封建社會的封爵、封侯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差別在封建社會的諸侯、爵士的領地是屬於他的，而中共宣稱土地是屬於國家的（實際屬中共集團所有），這就是我所稱的半封建，而不是全封建。這樣，因為我是由上一級委派來當官的，到這個地方，我有一切行政使用權，但這座城市不是屬於我的，是好是壞，與我何干？我只對委派我的上一級負責，而不須要對這座城市的人民負責。而我做這個官也是短期的（全由上頭決定）。於是，在我的任內，我就極大地發揮我的使用權。我可以借用國家征地的名義，與開發商勾結，劃出一大片土地搞房地產、搞開發區，或建馬路什麼的，從中貪污，撈取個人利益。你什麼農民土地，個人住房，只要我以國家需要的名義，你農民就得貢獻出土地，你居住多少年的房屋就得搬遷。一個地方官員，以國家建設、國家需要的名義發揮自己的權力，為所欲為，封建領主，諸侯王公都會自歎不如。因為這些封建領主、諸侯王深知，這塊領土是皇帝封給他的，他如果不珍惜這塊土地，不好好經營，搞壞了，他一家就沒有爵祿可食了。所以他要做什麼，都要有所考慮，有所顧忌的。而中共的半封建制就不同了：封我到這個地方去做官，這個地方不是屬於我的，而我當官也不知道任期多久，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我幾年的任內，我就得想方設法撈取一筆好處然後走人。所以二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資源的略奪，環境的破壞，不顧子孫後代生存權的所謂大建設，大進步，大增長都是出於這個半封建制度。官員的短視和其切身利益與這半封建性質有關，大凡人心是自私的，一個不屬於他的物品而又供他使用，他會珍惜這件物品嗎？他會用到爛掉為止丟給下一任如何處理那是另一回事了。故每換一屆政府，資源遭到更大的略奪，環境遭到更大的破壞。有些馬路好好的，換一屆政府後，重新改建，又是新一屆的政績。那些新開發區、高樓大廈從出不窮，就因為官員要政績，要找機會貪污。

這就是中國半封建制的弊端，比完全的封建制度還差。中國的執政者至今還不肯承認土地私有制，說土地是國家的，稱為“國有資產”，這就為半封建制奠定了基礎，為這個統治利益集團提供了獵奪國家資源合法之門。

朱長超：政治改革：繞得過去嗎？

　 中國的改革改了三十年了。它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改革是有成績的。但是，中國的改革又是不完善的。它是一種跛足的改革。經濟上有所改革。從集體化到包產到戶，從國有制到私有制，從剝削有罪到剝削有功，從剝削者抄家到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等等。經濟的改革不算少，步子不算小。但是，政治改革進展緩慢，進步甚微。

政治改革像小腳女人

中國的政治改革，用當年毛澤東的套話來說，像個小腳女人。小腳女人還能一步三搖地走幾步，而中國的政治改革卻幾乎是在原地踏步。
小腳下女人政治改革的表現是多方面的。

改革之初，有人提出要在四個現代化之外，再加一個政治現代化。這並沒有錯。政治不是說成是統帥，是靈魂麼。不改革文革式的政治，不改革反右運動式的政治，中國是很難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但是，提出政治現代化的人後來成了反革命，關進了大牢。以言治罪，一如文革。

１９８７年，有幾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不知何故，有個老人看著不順眼，不高興，老人既不是這幾個黨員所在支部的領導，也不是党的總書記，卻宣佈要將他們開除出黨。一個黨員開除另一些黨員，這又開創了另一種先例。當年劉少奇被開除出党時，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還是在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至少在程式上是符合黨章的。一個老人黨員要開除另一些黨員，這在黨章中是沒有規定的。是誰給了這個老人這樣的權力？一言治黨，以如文革。

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個溫和的漸進的改革派，他們在改革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人民感謝他們。他們開始進行某些政治改革。但是，老人家不高興。這兩個党的總書記在老人家的家裏、在老人和幾個顧問委員的顧問下被決定了命運。胡耀邦黯然地下了台，趙紫陽作為黨的總書記，被關在一個小小的院子裏，直到生命的終點。這真是，讓你上，你就上，不上也上。讓你下，你得下，不下也下。上上下下，全在老人的手裏。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與文革年代劉少奇的命運相似。一個是國家主席莫明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一個是党的總書記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一人治党，一如文革。

信仰本來是沒有罪的。天賦人權，天賦信仰。但是，大批信仰者卻被認為有罪。某些信仰會獲罪，坐牢的坐牢，教養的教養。專政之形狀，一如文革。

言論是不應有罪的，天賦人權，言論自由。言論也是莊嚴的中國憲法所保證的。但是，言論不能自由發表，與某人某領導不一致的言論可能獲罪，言論可能受到嚴密的控制。假大空的東西充塞世界，說真話的書籍嚴加禁止。有的領導更主張向朝鮮同志學習，向古巴同志學習，學習他們控制意識形態的寶貴經驗。阻塞言路，控制言論，一如文革。

人民代表本來應該是人民選的，人民公僕本來是為人民當差，應該由人民來選，由人民來定。但是，人民代表是領導指定的，各級領導是更高級的領導指定的。陳良宇，陳希同、成克傑，王懷中，這千千萬萬個人民的老爺，那個不是他們的領導看中的？中國的相當不少的＂公僕＂為非作歹，飛揚跋扈，腐敗不堪，但是，主人只能忍氣吞聲，無可奈何。上訪無門，上告有罪。一代又一代的國家領導人，也全是由老人指定的。＂主人＂無權，可歎可憐，公僕揚威，權大氣粗。如此種種，勝過文革。

這多少說明，政治上還遠遠沒有離開文革陰影。中國的政治依然如舊。政治改革的步伐似乎沒有真正開始。中國的政治改革，實在是三寸金蓮的小腳女子，一搖三晃，原地不動。

政治改革為什麼像小腳女人？

政治不改革，或者小改革，步履緩慢。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步子大一點，膽子也大一點，而獨有政治改革卻像一個小腳女人呢？

中國多的是理論家。他們什麼事情都可以創造理論。餓死了三四千萬人民，理論家們創造了三年自然災害論，將數千萬人推入災難的深淵，讓他們受盡了人間苦難，理論家又創造了母親打孩子理論。對於政治改革的小腳女人現象，中國的理論家們又創造了種種中國特色的理論，來論證政治改革小腳女子的合理和必要。

小腳女人理論是些什麼樣的理論呢？這些理論站得住腳嗎？

一種理論是中國民眾素質低下論。有些人說，政治是要改革的，他們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只是中國人的素質太差。因此，要等到中國人的素質提高到一定層次，他們才能開始搞政治改革。現在政治不改革，不是他們不想改革，是低素質的中國大眾拖了後腿。如果中國人素質像他們領導一樣高，他們早就進行政治改革了。總而言之，政治改革像小腳女人，不能怪他們這些改革家，都是中國人不好。要進行政治改革麼，必須等到中國人素質提高到他們認為合格的時候才可以開始。中國人的素質什麼時候才能提高呢？沒有人回答。也許要等上五十年上百年吧。一百年不動搖，這也許也是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吧。

這話當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要在明朝朱棣當政時提出搞一點政治改革，那恐怕是不行的。如果我們對朱棣說，方孝儒是無罪的，他不幫助你起草即位昭書是他的自由選擇，你要尊重人權，尊重信仰自由，那時的中國國民誰也不會支援你。在那個時代，老百姓滿腦子是吾皇萬歲萬萬歲的奴隸性，那時搞政治改革那是萬萬不行的。不過，我們現在中國人的素質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了。我們不是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嗎？不是說我們基本消除了文盲，教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嗎？大學生多得已經找不到工作，全國普及了九年義務制教育，一般人都有了一些文化，怎麼素質會低到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呢？而且，中國人至少在偉大光榮而且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５０多年了，政治學習學了不知多多少少，革命的運動一次接著一次，人民的階級覺悟、政治覺悟提高了不知多少次了。一個人受教育９年就可以初中畢業了，全國人民在革命的大熔爐裏接受黨的教育超過了五十年，一個人受教育二十年可以拿博士學位，五十年的教育可以拿兩個以上的博士學位了，素質不可能低。因此，中國人素質低下論不能成立，由此而得出的政治改革推遲論，也難以成立。那些提出中國人素質低下論的人們，實際上是在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領導了五十年，被領導的老百姓素質還是那麼低下，低下得搞政治改革都不行。這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領導老百姓的党也是素質低下，武大郎的徒弟武藝不行，也是武大郎武藝不行。或者，是胡大郎教得不行。教了五十年的徒弟，徒弟還是一塌糊塗。總而言之，要麼是武大郎無能，要麼是武大郎不盡責，二者必居其一。

從橫向的比較看，中國人素質低下而不能進行政治改革的理論也難以成立。臺灣人也是中國人，我們不是常稱他們是臺灣同胞嗎？他們長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這幾年又在可惡的民進黨的統治之一，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其素質自然一定比大陸人民要低下。不過，那塊土地上也進行了總統直選，輿論公開，新聞自由。低素質的臺灣人民能適應政治改革，共產黨領導下的相對高素質的大陸人民，自然也能勝任政治改革。臺灣人民似乎並沒有因為政治改革了，導致天坍了下來，導致地球停止了轉動。既沒有造成全島性的大動亂，也沒有引起驚天動地的大海嘯或大地震。臺灣人民能適應政治改革，大陸人民有什麼不能適應的呢？臺灣政治改革沒有流血，沒有暴力，大陸也是能夠做到的。

第二種理論是穩定壓倒一切論。有人說，中國人口多，地方大，情況複雜，政治改革會引起天下大亂，影響發展。中國再也不能亂了。因此，政治改革只能走小腳女人的模式。

這話聽起來也有點道理。中國是人口多，是地方大，是情況複雜。但是，人口多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地方大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情況複雜就不能進行政治改革了嗎？按照這種理論，中國永遠別搞政治改革了，因為除非戰爭，中國的人口不會降下來。中國的領土這麼大，除非再割讓出一些土地，或者被人侵佔一些，否則不會減少，那也永遠不能搞政治改革了。至於情況複雜，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說沒有不複雜的，一粒沙子也是一個世界，也是複雜的。單是一粒沙子裏面的化學元素就有幾十種，組合而成的分子就更加複雜了。一個化學家研究一輩子沙子，未必就搞得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是複雜的。要是這種理論成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不宜搞政治改革的，中國歷史上所有改革家都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情況複雜＂。這種理論能成立嗎？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看，此論也根本站不住腳。以俄羅斯為例。它的人口也不少，比中國少一些，但是也有２億人口，也是一個人口大國。它也是一個國土大國，幅員比中國還遼闊。它的情況也很複雜，宗教的、歷史的、民族的，各種問題交叉重疊。它的歷史的包袱很重，單是史達林留下的冤假錯案，就是一大堆。不過，它也許沒有看到中國理論家人多地大情況複雜不宜進行政治改革的理論，仍然進行了政治改革，現在輿論比較開放，法律比較健全，社會比較有序，並不如有些同志所擔心的那樣，會引起天下大亂。它的社會秩序良好，發展速度較快，人民生活比較安定。至少，改革後的俄羅斯的社會秩序比中國要好得多，它們沒有像中國那樣每年有８萬多起群體事件，也沒有來自全國各地呼冤叫屈的２０萬個上訪大軍，沒有形成頗有規模的上訪村，更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各地官員為了保持政績、為了創造和諧形象而日夜不息地守護在上訪路上捉拿上訪者的聲勢浩大的截訪大軍。俄羅斯能搞政治改革，中國為什麼一定要像小腳女人那樣搞政治改革呢？難道因為三寸金蓮特別令人憐愛嗎？

中國政治不改革的真實原因在於，第一，有些人充分地感覺到政治不改革的優越性。鄧小平說過，美國要決定一件事情，要國會辯論，要政府通過，要經過層層關口。而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勃列日涅夫等幾個人一個晚上一討論，幾個小時後就出兵了。這多少好嗎。小平同志決心打以前的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他說要教訓教訓它，幾十萬大軍就聞風而動。他打了幾百萬右派，從來不感到做了錯事，從來不感到內疚，如果政治改革了，這能行得通嗎？他看著胡耀邦不順眼，就壓著胡耀邦下了台。他看著趙紫陽不順眼，就逼著他下了台，還軟禁了他十五年。小平同志他多瀟灑啊！如果要搞政治改革，他還瀟灑得起來嗎？一個垂垂老人，還能在簾前簾後聽政嗎？一人治國多好啊，他能去搞政治改革嗎？如果真的搞了政治改革，鄧小平這樣做，如果有人問，你小平同志是根據黨章第幾條，憲法第幾條？《軟禁法》第幾條？（軟禁法也許尚未起草，至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尚未通過）他怎麼回答呢？

第二，有些人擔心，如果進行政治改革，新聞自由了，言論開放了，那會影響執政黨的地位。現在多好，要禁某本書，要禁某個人，只要某某部某某長一句話、一個電話。政治改革了，有這麼方便嗎？現在党就是國，國就是黨，國產也就是黨產。全國那麼多脫產拿錢的黨委書記，支部書記，宣傳幹部，吃的是國家的飯，化的是國家的錢，幹的是黨的事，開的是黨的會，這多好啊。如果政治改革了，党國分開了，有這麼方便嗎？現在，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都是党的幹部的後代，有人稱為太子党，或者秘書党。陳雲同志就說，天下還是交給我們的孩子放心。如果政治改革了，人民有權投票，陳雲同志放心的＂我們的孩子＂，人民會投他們的票嗎？這可不一定。為了党的永遠處於執政黨的地位，所以，政治改革還是以後改為好。

第三，有些人擔心，這些年，黨風腐敗，吏治腐敗，發改革財的不少，掠奪土地者，掠奪國有資產者並不少見。老百姓並不喜歡腐敗。如果進行政治改革，可以自由言論，豈不要七嘴八舌，天下攘攘？萬一影響了穩定怎麼辦？為了穩定，不能進行政治改革。新聞牢牢控制，軍隊牢牢控制，就能天下太平，長治久安。
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中國的政治改革直到今天，依然步履蹣跚。

政治改革的小丘能繞過去嗎？

如果可以不搞政治改革，經濟也能發展，社會也能和諧，人民也能擁護，那還是不進行改革的好。現在不改革，將來不改革，永遠也不要改革。進行政治改革，畢竟是費時費力，是要消耗社會成本的。如果可以不改革，那豈不就省下了一大筆改革成本，無形之中，我們就獲得了一筆可資利用的資源。

不過，政治不改革，真的能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得到人民擁護嗎？似乎不行。政治改革的成本雖然大家都想省，但是省不了。政治改革的小丘，想繞是繞不過去的。

第一，從理論上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不變，二者是很難協調的。從系統論來說，政治和經濟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兩個因數，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兩個因數互相協調，社會才能協調；這兩個因數不協調，就會互相損耗。一隻鳥如果一個翅膀大，一個翅膀小，它是飛不高的。一個人如果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它是走不快的。一輛車，如果一個輪子大，一個輪子小，它是開不快的，也是開不穩的。很容易在山路崎嶇時掉下懸崖。政治和經濟，就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人的兩足，不協調是不行的。

第二，從歷史來看，不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行的。清朝的領導集團，也想富國強兵，也想穩定壓倒一切，也進行了經濟改革，只是遲遲不想認認真真地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改革的總設計師是慈禧老佛爺，她老人家和改革的得力幹將袁世凱積極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引進人才，派出了留學生；還開起了礦山，辦起了工廠，訓練了新兵，造起了水廠，學起了舞蹈，辦起了俱樂部，甚至還引進了西洋大餐，改革搞得紅紅火火。老佛爺視察天津的改革樣板區，極力誇獎改革大見成效。但是，社會積弊叢生，民生日益凋弊，民心躁動不安。老佛爺也曾想到進行政治改革，她派五大臣考察了西方的政治體制，擬定了改革政治的憲法，甚至準備虛君共和。但是，老佛爺希望大清皇上的大權不要變，自己的大權不能變，要搞實際的政治改革，必須推遲到她身後。結果，她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道路沒有走通，在實際中碰了壁，白白地斷送了大清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基業。西方的近代史也表明，經濟改革了，社會前進了，政治不改革是不行的，英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荷蘭等國的實踐都是這樣。
第三，從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政治改革是勢在必行。印尼原來在蘇哈托家族的統治下，經濟雖然有所發展，蘇哈托像小平同志一樣，也大力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特別是蘇哈托家族的人先富起來。蘇哈托家族壟斷市場，大權在握，積累了千百億美元的巨額財富。但是，人民大眾仍然貧困。蘇哈托拒絕政治改革，但是，歷史迫使國家進行政治改革。菲律賓的馬科斯堅持獨裁統治，他的家族大大地富了起來，他的美麗的夫人單是高級皮鞋就有三千多雙，比一個高檔皮鞋店要大得多。馬科斯曾經想通過暗殺阿基諾來拒絕政治改革。但是，阿基諾死了，阿基諾言夫人卻起來了，人民也起來了，終於趕走了馬科斯，實現了民主制。此外，從臺灣、韓國、羅馬尼亞、波蘭、俄羅斯等國走過的道路看，政治改革的小丘是繞不過去的。

第四，從中國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看，不進行政治改革也是不行的，這個小丘是繞不過去的。這些年，由於中國的跛足改革，腐敗不斷發展，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相對貧困化不斷加深，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日益強烈。這種種發展，都是拒絕政治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社會矛盾的不斷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步伐。

政治不改革，行嗎？或者說，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繞開政治改革，只走經濟改革的路，行嗎？歷史早就表明，這是不行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式的政治模式，是一定要碰壁的。這樣一種被共產黨否定過的模式，能適應多元的、開放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嗎？

郭泉：《中國新民党八榮八恥》

《中國新民党八榮八恥》

以促進憲政為榮，以獨裁壟斷為恥；
以還政于民為榮，以私相授受為恥；
以多党競選為榮，以黨禁報禁為恥；
以人民民主為榮，以一黨專制為恥；
以廉潔奉公為榮，以貪污腐敗為恥；
以民主啟蒙為榮，以愚民殘民為恥；
以保護環境為榮，以瘋狂掠奪為恥；
以實事求是為榮，以篡改歷史為恥。


《中國共產黨八榮八恥》

以財大氣粗為榮，以艱苦樸素為恥；
以毫宅巨賭為榮，以兢兢業業為恥；
以享樂淫逸為榮，以廉潔奉公為恥；
以寵富斂財為榮，以勤儉節約為恥；
以養尊處優為榮，以自甘清貧為恥；
以個人至上為榮，以團結群眾為恥；
以爾虞我詐為榮，以誠實守信為恥；
以撈取政績為榮，以同甘共苦為恥。

嚴家偉：人權與挨餓

已經下臺的前外長李肇星先生，聽說最近要走馬上任為北京大學的教授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何況是大學教授，更何況是中國第一名牌的北大。但不知何故聽到這個消息後，我腦子裏第一反應就是：“會不會誤人子弟”？
有真才實學的官員，退休後執教大學不但沒什麼不可以，而且他豐富的社會閱歷與經驗還更會對教學有所裨益，使二者相得益彰。但對李肇星先生，恕我不恭，從不敢作如是想。別的姑且不說，單說他在任外長期間，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現，就常常給人一種僵化，無知甚至粗暴無禮的印象，根本沒有一點學人的儒雅風範。在今年的“兩會”期間，有記者就俄羅斯當局排斥和驅趕在俄的華人零售商與勞工一事向李提出詢問，並謂此事是否屬於侵犯華人人權的排華事件？稍有常識和愛國之心的人，也會對自己的同胞表示同情與聲援。殊料身為外長的李先生，竟然回答道：“不可一概而論，俄羅斯也是個大國，他們也有他們的國情”。李的這一表態，使許多海外華人大為失望，有的媒體斥李為“冷血”。難道就因為俄是個“大國”，中國人就該忍氣吞聲不成？作為外長的李先生，你的愛國情，同胞愛都到哪里去了？這樣的品德情操如何去為人師表？另一次李在回答一位元香港女記者關於臺灣問題的提問時，竟然粗暴地回答道“你是誰？你知道臺灣在什麼地方嗎”？答非所問，文不對題，而且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哪有半點外交官的風度。如果在課堂上也如此對待學生的提問，那豈不有辱斯文？
李在任外長期間，當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人權這個重大的話題。我們不妨來看看這位已要作北大教授的前外長李肇星先生，有關人權的“學術性”言論吧！他說：“我挨過餓，我知道什麼是人權，你挨過餓嗎”？言下之意，人權僅僅就是一種生理體驗而已。就象吃過糖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甜味，結了婚的人才知道什麼是性愛一樣。只要挨過餓的人，哪怕目不識丁，也知何謂人權。反之，你沒挨過餓，哪怕你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不知人權為何物。這位前外長竟然使用這種坊間市井吵架鬥嘴的市俗智慧來對待人權這樣一個嚴肅的社會科學命題，作如此庸俗的解釋，實在叫人不敢恭維。
李先生說他所謂挨過餓，無非就是指他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生話在中國大陸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人為造成的大饑荒年代。然而正是在這裏，李先生卻倒因為果，避而不談人們挨餓的原因恰恰是缺乏最起碼的基本人權。在1957年“反右”運動壓制了任何的不同意見後，整個國家就聽憑毛澤東一個政治狂人異想天開、胡作非為。什麼畝產萬斤，什麼大煉鋼鐵，什麼十五年超英趕美，使整個中國變成了人人胡吹牛，個個說假話，你哄我，我騙你，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最後留下穀撒地，薯葉枯，千里沃野無收成，萬里河山盡哀鴻的悲慘結局。如果當時中國人民有一點人權，有一點言論自由，新聞媒體有一點監督的權利，上述那一切荒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早就被有基本人權的民眾加以監督，糾正，制止了。挨餓的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反之，正因為人民連起碼的基本人權也沒有，才會導致民眾不僅挨餓，而且被餓死者多達數千萬人的空前歷史大悲劇。所以那時廣大的中國民眾，實際上是喪失了包括人權在內的一切權利的“亡權奴”。而“亡權奴”處境的悲慘比亡國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李肇星先生能尊重這鐵一般的歷史事實，並按照正常人的邏輯加以解析，那麼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正因為沒有人權，民眾才會挨餓！
然而李先生所謂的“我挨過餓，我知道什麼是人權”，則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他的意思說穿了就是，人權就是生存權，或主要就是生存權，“讓”你有飯吃了，你就算有“人權”了。在這裏李先生已經將人與動物等量齊觀，按此高論，牛，馬，羊……只要讓它們吃飽，吃好不也算擁有“人權”了嗎？那麼人與其他動物還有什麼區別？把人的思想，言論自由，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以及政治民主權利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等等，通通置於次要，甚至可有可無的位置，這是對人權這一科學概念嚴重的歪曲與閹割。說明他李肇星才根本不懂什麼是人權，或者他在心裏雖然明白是怎麼回事，卻為了他自已和小集團的既得利益，於是給你來個“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指鹿為馬，信口雌黃以淆亂視聽。倘若屬於前者，那還只是可憐的無知，如果是後者，則是品德的惡劣。但不管是前者或後者，都是和一個為人之師的高校教授的身份絕對不相稱的。這樣的人去作北大教授，打個不敬的比方，無異於叫一個慣賭或慣偷的“高手”去當員警一樣的叫人見了哭笑不得。
在一個“官本位”高於一切的社會裏，在一個“贏者通吃”的政治生態環境中，一朝官拜某長，什麼碩士，博士學位就會手到擒來；一個運動員因為拿了幾個世界冠軍，雖然其文化水準還不如一個用功的初中生，也可昂首挺胸走進北大，清華校園。如此媚俗的高等學府，聘請一位當年炙手可熱的官場紅人當教授，當然也算不得什麼好奇怪的事。只是看著那眾多的年輕學子，拿著帶有他們父母體溫的鈔票來求學，如果被一個“以已昏昏”，自然難以“使人昭昭”的“教授”所誤，實在有點“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罷了。
（2007年7月8日完稿）

呂耿松：中共抵制軍隊國家化不得人心— 四論軍隊國家化

(博訊北京時間2007年8月01日 轉載)

2007年 6月 18 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宗成康執筆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號召解放軍"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軍隊必須國家化是個"人必須吃飯"一樣的簡單的道理，是個真理，也是個常識。對於這樣一個世界文明國家普遍奉行的規則，中共卻要"堅決抵制"，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筆者認為，抵制軍隊國家化，中共犯了四個大忌：一是違背歷史潮流，二是違背民心，三是違背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四是違背世界軍事革命的趨勢。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歷史潮流

據悉，臺灣國防部自2007 年7 月起廢除"軍人五大信念"中的"主義、領袖"，而改為"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據稱這是比照美國軍隊的"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符合軍隊國家化的目標。"軍人五大信念" 是1953 年蔣介石于陸軍參謀指揮學校宣佈的，即"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軍人五大信念"把"主義"和"領袖"置於國家之上，反映了當時臺灣軍隊的黨軍化思想與蔣軍化情結。2000 年政黨輪替後，臺灣實行軍隊國家化，黨軍化思想和蔣軍化心態已在部隊消失，臺灣軍隊已"完全忠於國家、憲法"，在軍隊的精神領域廢除"主義、領袖"也就順理成章。臺灣國防部 政戰局長陳國祥說："整個民主世界軍人核心的共同價值就是國家責任跟榮譽。為配合時代潮流，讓歷史歸歷史，軍人效忠的是國家，而不是個人或政黨"。 臺灣媒體認為，從軍隊國家化的角度來看，"主義、領袖"作為軍隊的精神教育原本就不應存在。

在海峽的這一邊，大陸的獨裁政權不思與時俱進，仍抱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死死不放。無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從民主憲政的內容看，甚至從共產黨自己制定的憲法看，共產黨都沒有任何理由要"絕對領導軍隊"。它的這一做法，很象一個理屈詞窮的潑婦，賴在別人的家裏，大聲嚷嚷："你的家是我的，你所有的財產是我的，我要絕對佔有這裏所有的一切！"但潑婦畢竟是潑婦，除了高聲叫嚷，她講不出什麼道理。胡錦濤上臺以來，有許多高級將領撰文強調"堅持軍隊的絕對領導"，聲稱"要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還有胡錦濤本人也不時跑到軍隊去進行"軍魂教育"。但是這些文章和說教，要麼象個癟三，精幹巴瘦，除了幾句口號外什麼內容也沒有；要麼象條"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空洞無物。 6 月18 日《解放軍報》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更是遭致物議，有網友諷刺地建議中共軍委應對作者宗成康晉級、加薪。

這篇約3800 字的文章，用2200 多字的篇幅叨叨不休地大談"紅四軍建設的經驗"，也就是共產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等軍隊政治工作的經驗。這些草創時期的所謂經驗距今已經將近80 年了，共產黨還在向軍隊灌輸這些東西，可見它是多麼的背時，多麼的守舊。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論證鄧小平在1989 年講的" 我們的軍隊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這句話。作者對它的評價是"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人民軍隊思想，是對我軍性質的新的科學概括"。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全文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下面這段話："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後，党直接領導的人民軍隊，便自然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統一，共同構成新中國解放軍性質的完整表述。'黨的軍隊'強調的是解放軍軍魂，'人民的軍隊'表明的是解放軍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反映的是解放軍存在形態。解放軍在本質上歸根結底是屬於人民的。不僅戰爭年代是這樣，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尤其如此。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這就規定了解放軍必須繼續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解放軍踐行根本宗旨往往集中反映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上。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二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因此，必須堅決抵制"。這段話採取的語言，是共產黨一貫來採用的陳詞濫調，是典型的党文化語言。其次，邏輯混亂。"'黨的軍隊'強調的是解放軍軍魂，'人民的軍隊'表明的是解放軍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反映的是解放軍存在形態"，無論怎麼讀，也得不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三者完全一致、高度統一"的結論。"軍魂"、"本質"、"形態"三個詞風馬牛不相及，並不存在邏輯關係。三是自相矛盾。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怎麼會"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呢？正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所以才要實行軍隊國家化，而不是政黨化。如果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中國共產黨"，而"共產黨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體現"，那麼才會與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水火不相容。下麵這句話，才是畫龍點晴之筆："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 …… 。"這句話太對了。軍隊的國家屬性當然是絕對的，政黨的屬性是才相對的。政黨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基於特定的事實（內戰）才能領導一部分軍隊，但內戰一結束，軍隊就得交給國家，由國家絕對領導。"取消党對軍隊的領導權"理所當然，這在全世界已成通則，在歷史上已成公理。用共產黨最愛說的一句話來形容，"軍隊國家化"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對於這樣一個真理，中共居然要"堅決抵制"，豈不讓人感到它自私、野蠻、落後？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民意

《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的文章發表後，遭到許多線民的抨擊。《中華網》有個關於讀了這篇文章後的心態調查。心態調查分"佩服"、"微笑"、"難過"、"憤怒"、"路過"、"噁心"六個選項。筆者在選擇時，選擇了"憤怒"。根據以往的經驗，筆者以為選擇"憤怒"的人不會很多，因為中國許多人還受共產黨的矇騙，中"党文化"的毒還比較深，特別是經常上網的"憤青"，對共產黨掌控軍隊是持贊同態度的。但我點開調查結果一看，選擇"憤怒"的人卻有很多，這出乎我的意料。從曲線上看，選擇"噁心"的人最多，在 1304 名投票者中大概有一半，其次是"憤怒"和"佩服"，兩項基本上相等，再下去是"難過"、"微笑"，"路過"的人最少，說明大家還是很關心軍隊國家化問題的。

筆者查了《中華網》、《多維網》、《鳳凰網》和《東方網》上線民對這篇文章的評論，發現大多數線民對所謂"堅決抵制國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是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贊同的人也有，但這些人的網評寫得很差，甚至有人寫上"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樣一些文革中的極左語言，因此被一些線民譏為"弱智"。

在《中華網》上，一位網友寫道："這篇文章好象是文革時期寫好的，怎麼現在又拿出來發表呢？"，他指責作者"你挑起這個話題用何在？我們要提防那些為了撈取個人名譽而損害黨和國家利益者"。這位網友看來是個共產黨的擁護者，但他反對"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認為這會"損害黨和國家利益"。一位自稱為"小老爺們"的網友指出："如果是國家的軍隊，那麼用納稅人的錢養國家的軍隊無可厚非。如果是黨的軍隊，那就應該用党的錢養軍隊，而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養黨的軍隊。抵制軍隊國家化，本身是一黨體制下的產物，和封建專制的做法沒什麼二樣。軍隊不國家化，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後果將有重蹈軍閥混戰、百姓遭殃的局面。國家的軍隊則目標明確，任務就是保衛國土安全，而黨軍還保衛某一個黨的統治地位的任務。"另一位網名為飛雪 fling "的網友問道："軍隊是黨的軍隊，如果黨已不再是人民的黨，那後果會如何？"

在多維網上，有位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文邏輯混亂，強詞奪理，說來說去就是說軍隊是共產黨的，不是國家和全體人民的；是保衛党天下和貪官污吏的，不是保衛國家和人民的。那人民為什麼必須勒緊腰帶為你一個黨養活那麼多軍隊呢 ?把人民解放軍改成共黨解放軍不是更名符其實了嗎?" 另一位網友調侃道："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黨永坐江山，保證我們想奴役誰就奴役誰，保障我們和我們的兒孫家族們永遠吃香喝辣，欺壓百姓不受懲罰，打死也不能交權給人民！堅決堅決！"另一位網友則道出了中共權貴反對軍隊國家化的天機："這些人最擔心的可能還是軍隊國家化以後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影響，擔心到時候軍費不再是共產黨說了算，自己想要多少就得多少。"這位網友還把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改革聯繫在一起："中國的政改之所以這麼艱難，就在於這些現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對。其實中國民主了，好日子還在後面，大家都發達，而且還理直氣壯。現在這樣藏著掖著、偷雞摸狗的樣子，實在不敢恭維。"還有網友根據中共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行徑，給了中國軍隊一個公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 = 中國共產黨党衛軍 = 中共獨裁者豢養的家丁打手武裝，是全球民主國家包括臺灣在內的最大公敵"。

在鳳凰網上，有網友評論道："共產黨牢牢把握軍隊是不自信的體現，如果有廣泛的執政基礎還怕軍隊國家化？""世界上國家化的軍隊多了，那些國家也許從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過人家的軍隊一點也不比共產黨的差。這說明什麼？？"。另一網友諷刺作者："我暈 ~~ ，這啥話啊！'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 這傢伙是從'青山'（瘋人療養院）逃出來的？！！"

在東方網上，有網友認為整篇文章全是空話、廢話、套話、大話，沒有實際內涵。有位線民明確地否認了作者（實際上是中共）的觀點，他說：" 軍隊國家化是萬民之福! 人民軍隊和軍隊國家化並不矛盾，作者不要把人民和國家對立起來好不好？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軍隊也是人民的軍隊。再說，軍費來自全體國民的納稅錢，而不是黨費，所以軍隊屬於國家、屬於全體人民是天經地義的。"另一線民借古諷今："明朝顧炎武（實為明末清初人 —— 筆者注）的時候都知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朝廷則是一姓之朝廷，朝廷非天下。當今作者竟稱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而非人民的天下，軍隊為共產黨的軍隊而非人民非國家的軍隊"，並為此感到氣憤。有網友從理論上分析："軍隊的職責僅僅是保衛國家，保衛人民。軍隊屬於國家，將對執政黨的地位產生嚴重的挑戰。軍隊屬於國家，執政黨將不能通過軍隊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必須完全依靠民心、靠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這將考驗執政黨的執政能力。"胡錦濤不是要提高"執政能力"嗎？且聽聽這位網友的話，實行軍隊國家化，否則靠軍隊扶持，算什麼"執政能力"？ 另一位網友很羡慕臺灣的軍隊國家化，他說："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屬於國民黨，而是屬於臺灣當局，所以在國民黨敗選中沒有起任何作用，軍隊沒有捲入黨派之爭。如果國民革命軍屬於國民黨，它必將通過武力來維持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臺灣也就無法實現民主。"在民眾的眼裏，共產黨"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就是堅決抵制民主，而這是不得民心的。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

有體制內的學者認為，軍隊國家化、人民軍隊由人民掌管問題，其實在現行憲法中已有相關規定。例如憲法第29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第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武裝力量的掌管權是事關國家與人民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國家權力之一，理應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掌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國家中央軍委應是全國武裝力量的日常管理和執行機構，也是最高統帥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對國防活動實行統一的領導。"第十條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規定，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憲法規定，決定戰爭狀態的宣佈，決定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第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並行使憲法規定的國防方面的其他職權。" 第十二條規定"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第十三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行使下列職權：（一）統一指揮全國武裝力量；（二）決定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的作戰方針；（三）領導和管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制定規劃、計畫並組織實施；（四）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議案；（五）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法規，發佈決定和命令；（六）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和編制，規定總部以及軍區、軍兵種和其他軍區級單位的任務和職責；（七）依照法律、軍事法規的規定，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武裝力量成員；（八）批准武裝力量的武器裝備體制和武器裝備發展規劃、計畫，協同國務院領導和管理國防科研生產；（九）會同國務院管理國防經費和國防資產；（十）法律規定的其他職權。"以上規定的這些職權，都是授予國家機關而不是授予政黨的，所以武裝力量的性質也自然屬於國家的。特別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而非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因為該法第 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力量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已明顯把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區分開來。第十九條雖然也屬於國防法的法條，但這一法條沒有憲法根據並與憲法相衝突，因而是無效的。

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義務依照本法的規定服兵役。"根據憲法和兵役法，服兵役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義務，而不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當然共產黨員作為公民也應當服兵役，但這時他的角色是公民而非黨員。由國家公民組成的軍隊的屬性自然而然是國家而不是政黨，否則主次顛倒，邏輯荒謬。再說，軍隊徵召的根據是國家的憲法和兵役法，來源是全體國民中的適齡青年（戰爭時期是所有公民），青年參軍是基於作為公民的義務和國法的強制，並非是基於對某黨主張的嚮往和信仰，以國家的名義徵兵加入的卻是黨軍，這是以公謀私，是非法佔有。

抵制軍隊國家化違背世界軍事革命的趨勢

軍事革命（也叫軍事變革）是近年來世界各國軍界講得比較多的一個詞，這個 概念原來是一個英文詞縮寫，叫RMA ，全文叫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及世界一些戰略學界開始大量出現關於軍事革命的論述。1994 年1 月份，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佩里批准在國防部成立了一個高級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美國有關軍事革命的研究工作。

人類社會戰爭史至今經過了冷兵器戰爭階段、熱兵器戰爭階段、機械化戰爭階段，目前已進入資訊化戰爭階段或機械化與資訊化交錯階段。每進入一個階段，都是一次軍事革命。第一次是 青銅兵器、鐵兵器引發的軍事革命，金屬兵器及與其相匹配的多兵種結構、陣式作戰，佔據了人類軍事舞臺幾千年。 第二次是西元10 世紀後，火藥的發明蘊育了新一輪軍事革命。 西方國家爆發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軍事變革。其主要標誌是出現火槍兵、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種，線式與散兵作戰先後成為主要作戰方式，軍事理論開始形成體系。在其進入關鍵階段時，中國處於明朝末年至清朝時期，封閉的小農經濟社會和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使整個朝野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不思改革，國家由強盛轉為衰退，錯過了軍事變革的大好時機。第三次是 19 世紀末期至20 世紀末期，以電力能源和內燃機為標誌的科學技術啟動了機械化軍事革命 ，由熱兵器向機械化戰爭時代變革。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機械化戰爭形態完全形成，這一次世界軍事革命的主要標誌是火力、動力機械與電子技術等相結合，軍隊由陸海空部隊構成，合同作戰方式與各種新軍事理論體系問世。在其關鍵時期，由於軍閥混戰、日本入侵、國共內戰、共產黨獨裁，中國再次被甩到世界軍事革命的大潮之外。第四次是上世紀末至今（有人認為 1982 馬島戰爭是起點，有人認為1991 年海灣戰爭是起點），發生機械化戰爭形態逐步向資訊化戰爭形態轉化的重大變革。其主要標誌是資訊化武器系統逐漸主宰戰場，出現知識密集型資訊化軍隊，採取一體化作戰方式，其軍事理論及其體系徹底革新。目前，軍隊資訊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是美國 ，美國計畫到 21世紀中葉建成資訊化軍隊。屆時，高技術戰爭將轉化為資訊化戰爭。資訊化戰爭是由資訊化軍隊在陸、海、空、天、資訊、認知、心理等七維戰略空間用資訊化武器裝備進行的。

按照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的說法，第四次軍事革命主要具有五個特徵，即武器裝備智慧化、編制體制精幹化、指揮控制自動化、作戰空間多維化、作戰樣式體系化。為了順應世界新軍事變革，各國採取了三個措施：首先是提高品質、減少數量，保持適度縮小的軍隊規模，增加、提高資訊化技術裝備；其次是調整軍兵種建設力度。各國陸軍裁減比例較大，同時優化陸軍結構，增加高技術兵種。加大海、空軍的建設力度，在經費投入、裝備更新和人員編制方面予以較多傾斜。第三是突出天、電（磁）等高新技術部隊的發展。軍事航太力量、導彈部隊及導彈防禦部隊、電子戰和資訊戰部隊等成為軍隊建設新的重點。俄羅斯不久前將戰略火箭軍一分為二，分別組建火箭兵和航太兵兩個兵種。預計到 2015 年左右，美國還可能考慮組建天軍。

第二次、第三次軍事革命，中國由於專制、獨裁、腐敗失去了機會，中國軍隊到目前甚至機械化還沒完成，大大落後於美國、俄羅斯、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甚至連越南也比不上。在軍事理論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人民戰爭"理論。按照第四次軍事革命的要求，軍隊廹切需要職業化、專業化、現代化（包軍事理論現代化、軍事管理現代化）。但是，"党絕對領導軍隊"的緊箍咒和軍隊政工制度及人民戰爭理論，導致優秀人才被扼殺、軍事研究被窒息或庸俗化。在現行體制下，象熊光楷這樣頗有軍事才能的將領，卻不得不服從、討好江澤民這樣的庸才。 2003年9月，熊光楷接受媒體採訪，當問到" 您認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需要著重解決一些什麼問題"時，熊上將竟說"貫徹落實江澤民同志關於適應世界軍事變革、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重要思想"、"要堅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總的指導思想"，真是肉麻至極。有個叫 黃偉民的作者，大概也是一位"軍事理論家"，竟然把《江澤民文選》稱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科學指南"。在一篇論及軍事變革的文章中，說"江澤民同志敏銳觀察和準確把握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正確審視我軍在世界軍事變革進程中的歷史方位，高瞻遠矚地提出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這是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做出的戰略抉擇。"江澤民是個什麼東西？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居然被這些軍事專家抬得這麼高。這位作者不僅吹捧江澤民，還吹捧胡錦濤，說"胡主席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歷史使命。這既是對我軍職能任務的新概括新拓展，也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胡錦濤的"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是：在政治上要能夠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在軍事能力上能夠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在軍事戰略上能夠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在國際上能夠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樣一些平庸的說法，也被當作指導軍事革命的金科玉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就連頗有頭腦的劉亞洲將軍，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吹捧胡錦濤。他說：" 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站在國際戰略格局和時代的高度，高瞻遠矚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我軍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在科學發展觀和黨的這一最新軍事理論指導下，中國新軍事變革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局面。"胡錦濤在軍事上跟江澤民一樣一竅不通，值得這樣捧麼？由這樣的統帥和這樣的將軍去指揮戰爭，中國還會勝利麼？

今年5 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據悉近期已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在題為《中國的軍事外交》的文章中寫到："自2000 年以來，我們先後5 次邀請外國軍事觀察員或駐華武官，觀摩解放軍舉行的軍事演習，主要包括摩步旅對野戰陣地防禦之敵進攻戰鬥對抗演習、裝甲旅進攻訓練演習、裝甲師實兵對抗演習、海軍陸戰隊兩栖作戰實兵實彈演習、加強機械化步兵師山地進攻演習等多種類型的演習。在熱忱歡迎外國軍隊'走進來'的同時，中國軍隊還以更加開放自信的姿態'走出去'。 2001 年以來，我軍先後9 次派員觀摩外軍軍事演習"。在章沁生看來，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沾沾自喜。中國作為一個軍事大國，這點點國際交流實在太少了。美國和韓國，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等每年都要進行一次以上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中國僅僅是邀請外國軍事觀察員或駐華武官，來觀摩小規模的演習，有什麼了不起呢？實際上，由於中國軍隊非國家化，外國軍隊不願意跟中國交流，歐洲至今還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

綜上所述，由於共產黨"絕對領導"軍隊，軍隊非國家化，造成今日中國軍隊將領只知道拍馬屁，士兵和軍官不安心服役，軍事理論庸俗化，軍事研究不務實，軍事訓練搞花架子，在用人領域、軍事採購領域充斥腐敗 ，這無疑阻礙了第四次軍事革命。


原載《北京之春》2007 年8 月號 (博訊記者：蔡楚)

劉建安：反對軍隊國家化是違憲言行

(首發稿)
文章摘要: 軍隊國家化”，即軍權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屬於國家元首(現行憲法指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貫徹實行相關憲法條款，意味著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那麼應該依法取消，而不應該非法實施。

作者 : 劉建安,

發表時間：6/22/2007
一、問題的提起
2007年6月18日《解放軍報》第6版登載了署名“宗成康”的文章《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一文。
這篇文章，就中國軍隊的性質，一方面明明白白說是“人民軍”，另一方面，反反復複地論證是“黨軍”。並且，透露出國記憶體在要求“軍隊國家化”的強烈呼聲。文章批判了“軍隊國家化”的主張，表示要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
這篇文章言之有理乎？言之合法乎？
本文就從法理上討論“軍隊國家化”的合憲與違憲、合法與非法。
二、軍隊國家化的定義
“軍隊國家化”指軍隊屬於人民，屬於國家，屬於代表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在中國，軍隊國家化，是指中國武裝力量屬於中國人民，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也就是說，按照現行憲法，中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下簡稱軍權)應該隸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這樣的軍隊，才能被稱為國軍。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言論，卻認為中國軍隊屬於某個政黨，某個政黨的黨中央，某個政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這樣的軍隊簡稱“黨軍”。
世界正常法治國家、正常法制國家，軍隊是國軍，而不是黨軍。僅僅在某些發動軍事政變後成立的軍政府，才有可能出現軍隊不隸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或最高行政機關的情況，才有可能出現黨軍這一現象。這也是中國目前黨軍的歷史淵源。
中國1927年～1949年的內戰與外戰過程中，產生與發展了一支中國軍隊，名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解放”二字，可以說，這是一支革命軍、造反軍、政黨軍。但2007年離開1949年已經58年之久，仍然沿用這一稱號，這是中共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經歷了一個甲子、四代最高領導人仍然沒有完成任務與義務的痕跡之一。中國的現實是，中國軍隊是一支黨軍。這一貫以來阻礙了中共黨內的民主、障礙了中國政治改革、專政擴大化、槍指揮党、軍政分離等問題，也是中國軍隊腐敗問題極端嚴重的根源。令人擔心的是，這支軍隊是否能夠勝任其天職“保衛祖國”，勢堪疑慮。如李鴻章之北洋陸軍、北洋海軍，軍力、軍備比小日本略勝一籌卻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致日本坐大中國幾乎亡國。北洋軍失敗於腐敗。把軍隊置於人民及其人民代表會議的領導與管理之下，實是遏制中國軍隊目前存在的嚴重腐敗的必由之路。
本文說理就此打住。筆者認為，現行憲法實質上是明確規定了“軍隊國家化”這一遊戲規則的，反對軍隊國家化是違憲言行。
三、憲法對中國軍隊的規定的實質是“軍隊國家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國的根本大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母法，那麼請大家分析《憲法》關於中國軍隊的有關規定：
序言
……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競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條
［第三款］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第四款］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
第五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第八十九條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
(十)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
第九十四條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上述憲法條文涉及到中國軍權的歸屬。沒有另外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軍權關係的條文。在憲法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沒有授權的，沒有確認的。
任何人，只要不是文盲與白癡，都可以通過上述憲法條文而知道：中國一切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最後歸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結論如下：
1、中國軍隊的“軍隊國家化”是憲法明確規定的。
2、如果中國軍權不屬於人民，不屬於代表中國人民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那麼是違憲行為。
3、主張並實施“軍隊非國家化”的言行是違反憲法的。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關於軍權的有關條款，沒有憲法依據，與憲法相衝突，應該或者廢除，或者修訂。
5、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中國軍權，要合憲化、合法化，就應該修改《憲法》相關條款以名正言順；未修改前，是越權、越位與錯位的，說重一點，是違憲的。
5、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委員會全會，應該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工作報告，卻沒有，這是不正常的，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全會的蔑視。
6、中央軍事委員會應該在每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向全國人大代表做工作報告，卻沒有，這是程式上的違憲與疏忽，也可以說，是對全國人大的蔑視。
四、“宗成康”的荒謬邏輯
“宗成康”的《保持人民軍隊不變質的歷史啟迪》是這樣批駁“軍隊國家化”的：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這就規定了
我軍必須繼續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是人民利益
的最高體現，我軍踐行根本宗旨往往集中反映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上。
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所謂“軍隊國家化”，就是把軍隊的國
家屬性絕對化，其要害一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二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
性質。因此，必須堅決抵制。
這段話很拙劣：
一是，論據與結論背離：
這段話，“人民軍隊”、“國家利益”明明是“軍隊國家化”的論據，是對“軍隊非國家化”的駁論據，不知道宗先生的邏輯ABC是個什麼水準，怎麼就得出了“這同‘軍隊國家化’主張是水火不容的”的判斷。宗先生請運用三段論推理一下，再試一試。
二是強詞奪理：
“軍隊國家化”，即軍權屬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屬於國家元首(現行憲法指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貫徹實行相關憲法條款，意味著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那麼應該依法取消，而不應該非法實施。
三是污蔑憲法與全國人大：
中國現行憲法是不是社會主義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最高權力機關權？如果是，軍權交給全國人大怎麼就是“抹殺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

有多少“馬克思的腳印”一類的謊言？！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馬克思不但被奉為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而且被當作完美無缺的人生楷模。在官方編寫的大量青少年讀物中，記述了許多有關馬克思的令人敬佩和感動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講的是當年馬克思在大英圖書館有一個固定的座位，由於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在這個座位上鑽研學習，結果在座位下的水泥地上都磨出了腳印。直到2006年9月23日，中央電視臺的《人物》欄目還在繼續講述著這個故事：“人類的腳負擔著身體的重量，於是在站立和行走中會留下腳印。腳印的深淺取決於承接面的硬度，鬆軟的雪地顯然比水泥地更容易留下腳印。不過，馬克思幾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圖書館學習，終於在水泥地上也留下了腳印，看來，毅力和恒心也能磨出腳印。”


很多如今四十歲以上的大陸同胞，不但從小就熟知這個故事，而且對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文革”後，這批人長大成人，有的出國留學，有的到國外做訪問學者，因了這樣那樣的機緣，有的人去了當年的大英圖書館，懷著對馬克思的景仰之心，自然免不了要去打聽一下，馬克思當年留下的那個腳印在哪。誰知一打，這個所謂的腳印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博訊網2004年3月20日刊登了署名嚴守一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從小就被欺騙——馬克思在大英圖書館從來就沒有固定座位！》。

這文章篇說，“上週末去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在一樓一進門的地方。全部免費開放，不用辦理任何手續就可以進去閱讀或者參觀。

我進了圖書館以後，自然好奇當年馬克思坐在什麼地方。就和圖書管理員問起，馬克思當年坐的那張固定的位置在哪里，她笑著告訴我，很多中國人都問過她這個問題，但是，每天來這裏的人這麼多，我們是絕對不會為某一個特定的讀者安排特定的座位的。更何況，他也不可能每天坐在同一個座位上。

我當時很驚訝，繼續追問，得到她非常肯定的回答，她只告訴我，這是你們中國人的神話故事（fable），馬克思是絕對沒有固定座位的。更不要說什麼天天看書，腳把地上磨出一個坑這麼可笑（funny but impossible）的事情了。

我當時覺得很驚訝，我來這裏的目的不是為了看木乃伊，就是為了看馬克思當年的座位。所以我繼續問了裏面的更高的主管，他非常耐心地和我解釋，這是絕對沒有的事情，他們對每一個讀者都一視同仁，至於地板，他風趣地和我說，我們的地毯是經常換的，他估計連地毯都磨不出洞來，別說水泥地了。

我的心裏當時覺得很不是滋味，被騙了這麼多年，不知道，我從小接受的教育裏面，還有多少這樣驚天謊言？”

清華大學的劉兵在他所寫的《大英博物館點滴》一文中也記述了相同的經歷。他說，“恐怕許多中國人都會熟知馬克思的故事，其中很有名的一段，就是說馬克思當年在大英圖書館裏寫作《資本論》，固定坐在一個座位上，數年下來，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腳印。當我走進這個閱覽大廳時，頭腦中自然也有這一故事的背景。按照博物館的介紹，在這座閱覽室裏，150年來，無數的學者、革命家、作家、詩人、音樂家、學生和抄寫員曾來到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在一圈的說明牌中，果然有一塊牌子是介紹馬克思的。這塊以‘閱覽室與革命’為題的牌子上寫道： 　　

這間閱覽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築為眾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學生提供了避難所和精神的源泉。 最深地植根於這間閱覽室的政治體系是共產主義。卡爾•馬克思在將近30年的時間中每天來到這裏。1850年6月，馬克思最先被舊的閱覽室接待。從1857年起，他在這裏從事包括《資本論》在內的數項計畫的研究。很可能，他使用的是離他所需要的參考書不遠處的L、M、N、O、P幾排的座位。 　　

當我與那裏的工作人員交談，問起這塊說明牌的介紹，並講了在國內流傳的說法後，一位工作人員非常認真地回答說，我們經常聽到的那種說法應該是一種‘神話式’的傳說，馬克思並不是固定地坐在某個訂好的座位上。不過，那位工作人員又說：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某年前蘇聯的戈巴契夫來這裏參觀時，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只好告訴戈巴契夫說，馬克思當年就坐在某某排某某號，因為那裏離參考書比較近的一個座位。結果戈巴契夫聽了之後非常高興。不過，這位工作人員又補充說，在那麼多年裏，至少馬克思應該在那個位置上坐過一次吧，所以他們回答戈巴契夫的話也不能算完全騙人。” 　　

無獨有偶，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說道：“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都會記得我們當年讀小學的時候，有課文說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裏面讀書，然後留下了很深的腳印。所以我當時想，我將來如果到了倫敦看大英博物館，我肯定會去認一認哪兩個是馬克思的腳印。但後來走的地方多了，我懷疑這個說法，因為博物館、圖書館你可以去占一個位子，但不止你一個人坐，所以怎麼辨認哪些是馬克思的腳印，是很困難的事情。這不比少林寺裏面的練拳，可以不斷地跺，最後看得出來哪些是少林僧人的腳印，這種情況在大英博物館基本上不太可能。後來到了那裏以後，突然就發現這純粹是一個好玩的想像。這些大概只能說是我們出於對馬克思的崇敬編出來的，但是這個說法非常流行。”“後來我問到英國人，‘你們知道馬克思的腳印嗎？’他們全都不知道。”

回顧我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還有多少類似“馬克思的腳印”這樣的謊言？！

Li Peng Retires, but His Infamy for Tiananmen Massacre Endures

By ELISABETH ROSENTHAL
Published: March 11, 2003


The chief of China's Parliament, Li Peng, gave his last major speech as a central leader today, effectively ending his long political career.
Whatever his achievements as a legislator, Mr. Li will be forever widely despised as the leader who announced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 June 1989, signaling the army's arrival in Beijing to break up pro-democracy student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recent years, he has also been accused of corruption and nepotism,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involvement of his wife and sons in state-owned power companies.
Mr. Li's departure is a watershed of sorts in that he was the last Communist hard-liner in a top leadership position. But, in practical terms, his absence will not make much difference because his faction has already lost nearly all its influence.
''It is good for China that Li Peng is retiring,'' said a senior newspaper editor. ''Some people see him as a symbol of the massacre, the chief planner. I don't think it's as simple as that, but his retirement takes one obstacle to a re-evaluation out of the way.''
Mr. Li, 74, is expected to be replaced by Wu Bangguo, 61, who is widely regarded as more liberal and open to reform. ''The retirement of Li Peng takes away the key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ftist faction,'' the editor said. ''I think Wu Bangguo is certain to be more open than him.''
Today, Mr. Li presented to China's Legislature his report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closes its five-year term next week. He said the Congress, China's legislative body, had written dozens of laws, monitored government budgets, and helped create China's emerging court system, noting that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aking shape.
He also announced the approval of a plan to restructure the government, which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ministries by 1 to 28.
Mr. Li departed from his formal scripted presentation to add a word of advice to his successors. ''The pupil often surpasses the master,'' he said. ''I believe that the work of the 1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ill be even better than the work of the Ni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ven more outstanding.''
Mr. Li is the last of the classic old breed of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whose authority derives almost entirely from personal links with the 1949 revolution that brought the Communists to power. An orphan, he was raised by Zhou Enlai, China's revered first prime minister and a revolutionary hero.
A Russian-trained engineer, Mr. Li was never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r its economic reforms. In 1989, as student protesters gathered day in and day out in Tiananmen Square demanding democracy, it was natural that he would become the government's enforcer.
Then China's prime minister, he supporte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 quell the students, a decision that led to the deaths of hundreds, if not more. Human rights advocates have been demanding his resignation ever since, giving him the sobriquet, ''The Butcher of Beijing.''
In Beijing, he is also widely hated for his family's ties to China's lucrative power industry. Many scholars here believ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been reluctant to pursue other high-level corruption cases for fear it would be criticized for allowing Mr. Li to remain in office.
''Li Peng's retirement will take away the protection enjoyed by corrupt officials,'' the editor said.

雨萊：給為毛招魂者們的一封公開信

內容摘要 : 在我們這個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喧囂的國家，要徹底的告別毛澤東似乎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有些左派和毛派人士時時刻刻忘不了為這個人類歷史上的大暴君、大極權者、大罪人進行塗脂抹粉，賣力的為其招魂。下麵，我將以一位平常人的眼光向左派和毛派們講講道理。

序言
筆者曾經在其他清理毛澤東餘毒的文章中提到過：“中國未來要走向現代化、自由化、民主化，便要徹底拋棄毛澤東，對毛澤東的罪行和毒瘤進行徹底的清理。”但是，在我們這個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喧囂的國家，要徹底的告別毛澤東似乎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尤其是有些左派和毛派人士時時刻刻忘不了為這個人類歷史上的大暴君、大極權者、大罪人進行塗脂抹粉，賣力的為其招魂。下麵，我將以一位平常人的眼光向左派和毛派們講講道理。

第一部分：世界對毛澤東的評價為什麼褒貶不一？
毛派們常常以國外很多政要和名流對毛澤東的正面評價來替毛澤東抬轎，以此證明毛澤東的偉光正！我們知道今天希特勒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靶子，成為人神共憤（除了殘存的法西斯分子之外）的反面人物，但毛澤東罪行累累、罄竹難書，卻沒有得到這樣的下場，以至於世界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以至於在這個被他糟蹋得一塌糊塗、深重苦難的國家成長起來的部分人士對他還念念不忘，這也是毛派們證明其並非暴君，而是偉人的重要證據。那麼，翻開歷史的重重迷霧，看能不能找出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呢！毛澤東之所以沒有被西方人士完全拋棄，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毛澤東披著共產主義的漂亮外衣。共產黨是以馬克思的暴力哲學和共產主義為理論建立起來的，而共產主義在東西方都曾經被看著人類發展的最高境界，也被當作人類未來的終極追求風靡全球，20世紀一場又一場的血腥暴力革命正是在這一理想主義的號召下造就。共產黨批著共產主義這件漂亮的外衣，確實迷惑了幾代人，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這樣的思潮最容易氾濫。因此，不管共產主義革命如何暴力它都帶著天然的正義性――他所號稱的是解放全人類，解放工農群眾這樣廣大的弱勢群體而存在。毛澤東既然曾經被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戰士，自然就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因此他的所作所為也就具有共產主義這樣宏偉理想。按照這樣的邏輯，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共產主義這個宏偉的理想。於是，他的種種惡性便在這件富麗堂皇的外衣下被剝離了，他的種種惡性就因為這樣一個先驗的、預設的、善的目的而被掩蓋了，這也是那些毛派們為毛辯護的種種根據，即使毛有罪惡也只是因為要達到大同世界這樣善的目標而必不得已的。西方一部分人對毛抱有種種幻想，也是因為他們以為毛是共產主義戰士，是為了共產主義這樣的理想而戰鬥的。在他們眼裏這個人即使有錯誤，但只要是真正的信仰一個宏偉的理想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毛不是這樣的人，毛既不是真正的馬克思的信徒，也不信仰共產主義。毛的骨子裏是一個帶有嚴重小農意識、君王意識的大獨裁者，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他這裏不過都是工具而已，什麼工具好用，他就用什麼工具。現在，毛澤東所用的這個工具連他自己子孫們都不承認了。

2、真實歷史被封鎖，沒有被徹底揭露出來。共產黨靠宣傳起家，而毛澤東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種宣傳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故意的歪曲了歷史事實，醜化他的政敵和不同政見者；另一方面將自己美化，這種美化是通過幾種方式實現的：將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當成歷史記錄在案；大量篡改歷史，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將已經發生過的不利於自己的歷史抹殺掉、歪曲掉；張冠李戴，把別人的好事放在自己的身上。另外大量的秘密材料、秘密電文、真實歷史現在還是中共黨的最高機密，世人無法見證。正是由於歷史被歪曲了、被篡改了 ，大量真實的資料被封鎖了，讓全世界的人無法看到一個真實的毛澤東，而人們看到的則是那個被樹立起來，被塗脂抹粉完全變形和走樣，被一手塑造以來的神一樣的人物。所以，由於東西方人的思維和習慣，他們很容易便相信了那個被宣傳出來的塗脂抹粉的非真實的毛澤東，在沒有看清毛之前輕易的下了結論。

3、西方左派人士的讚賞。毛澤東受到西方部分政要和名流正面評價的大體有幾類，一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情結的政要，二是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三是與毛一樣的獨裁者們，四是流氓分子，如泰森、馬拉多納之流。這其中尤以政要和左派知識份子的評價影響力最大。西方政要們對毛正面評價的人多屬於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情結的人。在那些具有民族主義情結的西方政要眼裏，毛讓中國人擺脫了受屈辱的歷史，因此，毛不失為一個偉人，最典型的莫過於戴高樂對毛的評價。但事實是這樣嗎？是毛澤東讓國人擺脫了屈辱嗎？毛澤東究竟給國人帶來的是屈辱還是將屈辱帶走呢？這是一個需要一定篇幅的命題，我將在後文中作一說明。另一種對毛有正面評價的是西方左派知識份子，如薩特等人。在薩特等人的眼裏，毛的一系列行為具有後現代和顛覆資本主義世界的色彩，具有追求平等主義和個性解放的色彩。但是，我們要理厘清在不同社會語境下漂亮詞語的效應，以及那披著漂亮外衣的極權主義其實是與薩特等西方左派知識份子背道而馳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因此其知識份子追求的是社會更多的公正和公平，更多的人性化、自由化，更加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自由和價值，這對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確實起到了補充和糾正的作用。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西方的左派思潮本身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且它反過來更有力的促進資本主義的良性迴圈，只是這種思想不會成為一個國家政治體制設計中的主流思潮。

首先，西方左派的這種思潮在中國還不適合，但薩特等人卻拿著對西方資本主義有一定糾偏作用的“左派”思想對應於中國顯然將社會語境弄錯了；

其次，表面上看來西方左派思想與毛的理論似乎是一致的，但認真分析其實質之後才發現兩者是背道而馳的。表面上看來，巴黎街頭的六月風暴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但實質上卻是不同的。巴黎的六月風暴針對的是資本主義下的某些弊端，但在當時的中國根本無資本主義可言也就無所謂針對的對象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毛為了個人的私欲而利用學生的熱情發起的一場無理性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似的內戰和運動，這是一次利用和被利用，愚民與被愚弄的，一次當權者和無權者的戲劇化的共謀行為。
表面上看來，西方左派和毛都是要將資本主義顛覆，但實際上兩者有本質的區別。西方左派固然是在某種程度上反對資本主義，但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反過來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左派所要的自由等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下才可能保障，因此左派不可能也不會顛覆資本主義。毛確實無意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且自從49年之後中國也無所謂資本主義經濟了，因此更談不上什麼顛覆。

表面上看來，左派和毛澤東都主張平等，但兩者有本質的區別。西方左派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出現兩極分化後強調財富的重新分配，實現福利社會；而毛澤東的平等是表面上口號的平等，實際上是等級制度和官僚階層雙重的不平等。所謂等級制度是指嚴格的將人用單位制度，戶籍制度等各種制度分成不同的等級，號稱階級解放最終造成的卻是等級制度的嚴重氾濫；其次是官僚機構森嚴，不同級別享受著不同的經濟待遇！由於當時生產力落後，所以表面上看不出這種貧富上的差異，但這種由於官僚的等級制度來進行物質分配才是最大的不公正。舉個例子，那時候物質是靠分配，靠“票”這種特殊的形式控制著物質的流動，因此等級制度高的自然分得多，得到“票”的可能性就大。在物質極度貧乏的情況下，一個雞蛋就足以讓一個人生存或者死亡，這種物質上的分配造成的對人生命的時時刻刻的威脅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表面上看來，左派和毛澤東都主張個性解放，主張人獲得更多的自由。西方左派更傾向於自由化，例如美國政治分野當中，保守派不主張墮胎，而自由派主張任何人有墮胎的自由。在毛澤東這裏表面上是個性解放，但實質恰恰是對自由的最徹底的扼殺！因為，在毛時代全國只有一個聲音，只有一個腦袋存在。人們的行為方式和言論都有嚴格的限定――準確的說這樣的限定只是 在歌頌毛澤東的範圍之內。個人絕對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能有反對毛澤東的聲音，只要出現下場就相當悲慘。所以，在不承認個人價值和個人本位的情況下，這樣的所謂自由和個性解放只是被利用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而西方的左派們卻被表面的所謂自由解放迷惑了，他們沒有看到那個所謂自由背後的預設前提和界限！

4、毛澤東是二戰勝利國的產物。希特勒之所以遭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唾棄，一方面固然是他的罪孽深重，另一方面和他是一個失敗者有莫大關係。二戰是由希特勒等軸心國掀起，而二戰的勝利是以同盟國打敗希特勒等終結。因此，希特勒的定位是二戰失敗的產物。希特勒等軸心國失敗之後，世界的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發起了重新洗牌的運動。毛澤東是二戰的產物，只是與希特勒不一樣，他是二戰勝利的產物。毫不誇張的說毛澤東是靠著二戰起家的，他是二戰真正的受益者，如果沒有二戰也就不可能有毛澤東的問世。毛澤東很幸運因為二戰獲得了國家政權，也因為二戰勝利帶給中國的榮光將他49年之前的種種不作為（陽奉陰違的抗日）和49年之後的種種亂作為（搞出亂七八糟的種種運動）行為忘卻了！

5、毛的餘毒除了危害中國和幾個共產黨國家之外，對西方沒有造成影響。希特勒遭到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對是因為希特勒掀起的戰爭給西方人造成了數不盡的災難，他發動的進攻是針對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因此要面對的也是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責難。但毛澤東不一樣，他的毒瘤和罪行沒有給西方人造成災難。比如，共產黨抗不抗日對於西方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但是，對於中國人卻是至關重要的；毛澤東在49年之後搞的種種運動，對於西方人而言最多就是不能來華投資，但沒有造成人身和直接利益上的損失和傷害，他們沒有必要去厘清其中的原委，他們也沒有必要那麼較真的去要求毛澤東負責和懺悔，但是，對於中國人而言卻非常重要。毛澤東造成的種種災難只是在有限的中國和幾個共產黨執政的小國家，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沒有受到傷害，在沒有直接受到損害的情況下他們中的一些人當然是有理由“寬容”毛澤東！但是，毛澤東造成的種種災難實實在在的發生在了中國人的身上，對此我只能說某些西方人是“站著說話不知道腰疼。”我們換個角度吧？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西方世界，他們會怎樣評價這樣的一個治國者呢？他們說他偉大，還是說他是另一種形式的“希特勒”呢？不過，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是秦始皇加史達林嘛！秦始皇顯示了君王意識，而史達林則預示著極權統治！

6、政治戰略上的需要。一些西方政要對毛澤東作正面的評價並不是認同毛澤東這樣的極權統治，而是作為國家利益和政治戰略的需要，這一點上我認為基辛格是典型的例子。這些人的有限承認從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角度出發，不足為訓。這一點，基辛格博士在以後的歲月有過相關的表述！

今天，激進主義和左派觀點在西方越來越不受歡迎，加之隨著東歐的劇變、蘇聯的解體，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破產的情況下，西方人士也逐漸認識到了毛的本質，不再被他的表面所迷惑。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的資料披露，越來越多的檔案曝光在世人眼前，西方人士對毛的評價也越來越客觀，除了個別人士如泰森之流依舊崇拜著毛外，毛在西方已經基本上沒有了市場。另外，英國華裔作家張戎女士所寫《不為人知的毛澤東》在西方暢銷之後讓西方人更加看清楚了這位暴君的真面目。


第二部分：毛澤東受到某些國人追捧的原因

1、愚民教育的結果。我雖是八十年的人，但對電影裏地道戰地雷戰三大戰役等片子還是頗為熟悉，對於自然科學有階級性也不陌生。共產黨的宣傳是人所共知的，這宣傳是靠著專業部門組織人員進行的，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宣部－－全世界好像只有兩類國家具有這個部門，一為法西斯國家，一為共產黨的國家。最可怕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愚民教育的宣傳是無時無刻的，無處不在的。除了以檔形式、搞學習班形式、懺悔形式、向黨組織交待深挖思想根源等形式折磨人、侮辱人，完全臣服於黨所教育的那一套之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在長期肉體和精神的壓迫之下，並經過洗腦運動的長期灌輸後，人會不自覺的接受本來是強迫灌輸的那一套東西），還有篡改歷史以及黨欽定的一套價值體系。（而這一套價值體系也只不過是工具，他只服務於黨的統治，只服務於毛澤東的起家史、治國、整人、搞運動）。由於中國人長期接受這種宣傳教育、愚民教育 ，洗腦教育，不誠信教育，逆向淘汰教育，假大空教育，個人崇拜教育，毛語錄教育，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形式等不自覺受到這一套價值體系的影響，因此對掩蓋在真實之下的毛澤東沒有一個真實而清醒的認識。加之，現在當局對49年之前和之後的種種真相拒絕透露，也不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因此讓虛假的歷史迷霧重重，而毛的罪惡也未能呈現在國人的面前。我這裏的呈現並不僅僅是知識份子們、識字分子們，還有論壇上的朋友們瞭解一些有限的真相就可以了，而是全方位的呈現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如張戎女士這樣的呈現出來，那麼還會有多少人再真心的追捧毛澤東呢？而這種呈現必須從教科書開始，尤其是歷史教科書，從教育開始，從全國的各種紀念館、紀念堂，各種毛澤東掛像開始，而這些也不能僅僅是私下的行為，不僅僅是民間知識份子的個別行為，而應該是公開、普遍的行為。但是，我們仍看不到這方面的善意，甚至像徐友漁先生研究文革的力作在國內也得不到出版。

現在讓人們認清毛澤東還需要一段時間，所以還有一部分人抱著一點善意幻想毛也是很正常的。即使有些人已經看清了毛，但由於思想上、情感上、利益上的原因仍然捨不得拋棄毛，比如胡風這位自稱是魯迅傳人的知識份子，80年代之後依然沒有從那種“時間到了”的感覺中走出來；有人情感上不敢拋棄毛是因為他們一生為了心中最純潔的理想而奮鬥，如果讓他們在年老時否定自己的一生那將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們否定毛就是否定自己－－一生只不過是被別人利用的工具；在利益上不願拋棄毛就很容易理解了。即使是那些已經拋棄毛的人，由於長期接受愚民教育，那一套價值體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不自覺的會深入每一個人的骨髓，不自覺的受到其影響。儘管過去是如此的可怕，現實是如此的黑暗，但我們依然保持著樂觀，因為林肯有一句話足以給我們以信心：“你可以在一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一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

2、既得利益者的抬轎！目前，為毛抬轎的大體有兩類，一類為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一類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對於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其實他們已經認清了毛澤東的本質，也知道如果有了毛澤東他們的既得利益可能不會得到，但為何對這樣一位本來是在思想上、利益上有衝突的人抬轎呢？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知道否定了毛，也否定了他們獲得利益的源泉，而這個源泉就是政治正確，只有政治正確了才能獲得經濟上的正確。

第二類則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要分成兩種人。一種人本身不認同毛的極左思想，完全不贊成毛的那一套做法，但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出於表忠心的需要，也出於自己前途的需要，他必須承認毛的偉光正。他們知道，否定了毛就等於否定了整個共產黨，也就否定了整個統治的基礎，也否定了黨的合法性，否定了49年建國的正確性，因此他們是萬萬不會全盤的否定毛，也不敢承認毛的罪孽，當然也就不敢將毛的罪孽公佈出來，讓國人認清毛的真實面目。其實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毛並不代表整個中共。即便是否定了毛，也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中共。相反，毛是中共的一個沉重的包袱，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絆腳石，當局要有大無畏的勇氣拋棄毛，與毛徹底的決裂，那麼不但中國未來的民主化，自由化有希望，而且讓人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政黨，看到一個全新的政黨，看到一個擺脫了毛的陰魂的政黨，我相信這樣反而能夠撿回當局失去得差不多的民心。但是，當局雖然想擺脫毛這個沉重的包袱卻拿不出勇氣，而是將毛極力的淡化，不再吹捧毛，這雖然有些進步但絕不是最好的方法，這樣唯唯諾諾、逃避對毛的清算是無法讓國人信服，也無法徹底清除毛的餘毒，因為這個問題是遲早要面對的。

政治既得利益者中還有一種人，他們確實信仰毛的左派理論和極左思想。由於時代不一樣了，他們所信仰的左派理論和毛理論也有差別，但因為毛是極左的代表，他們即便在某些方面對毛有詬病，也不會全盤將毛否定。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中國現在的語境並不適合左派理論氾濫，而是要建立真正的、公平的、市場的私有制，實行民主的、自由的、多黨的政治制度，做到放權和放自由於大眾，將本來是大眾的一系列權利和利益放出來。讓中國的每個人首先成為自由的個體人。

3、大眾對毛的思念！在中國很有一部分大眾仍然將毛視為救世主，或者至少不會全盤的否定毛，或者懷念毛時代一些所謂優點 。產生這種錯位認識的原因，筆者以為有以下幾點：一為愚民教育和個人崇拜教育的結果。我在第一部分就此問題有所論及，此處從略。

第二是當下貪污腐敗橫行，貧富分化嚴重之後的一種反彈。腐敗，已經成了當下中國的一大頑疾。此頑疾之前當局並不承認，但一系列的案件暴出之後（或者說在高層的引導之下打出了部分替罪羊），在事實面前當局也承認中國的腐敗已經成了威脅國家安全，威脅黨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毫不誇張的說，中國的腐敗是全局性的，全民性，不但是官員腐敗，整個國家和大眾都在腐敗（只是一般人沒有腐敗的機會而已）。中國掌握權力的公務員中90％以上都不清白，只有極少部分不幸運者被高層所揪出，而更多的官員仍穩固的坐在風光無限的位置上。中國的反腐敗，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反腐敗，而是政治站位正確與否的問題。每次反腐敗，一個班子可以完全打到，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中國向來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國家，看到當下的腐敗橫行，大眾開始懷念毛時代，不完全否定毛便成了情理當中的事。但你真要他回到毛時代，我想只要腦袋正常的人都不會答應的。因此他們懷念毛時代並非懷念毛時代的所謂公正，而是憤恨今天的兩極分化和腐敗橫行。一個正常的人，當然是不會願意回到那個餓殍滿地，每天的生存價值只是求得一個土豆讓肚子填飽，每天跳忠字舞，每天早請示晚彙報，每天喊主席萬歲，每天擔驚受怕，人人沒有權利人人沒有自由的社會裏。有人說毛時代沒有腐敗，這需要澄清兩個事實，毛時代物質非常貧乏，想腐敗也沒有機會在物質上腐敗；但毛時代的腐敗是一種等級制度的腐敗，是危機人的生命和生存的腐敗，根據等級制度來分配養命糧食的時代少分一個土豆都有可能小命不保。舉個例子吧，今天某官貪污了1000萬，而一個失業的工人每個月300元，這兩極分化確實嚴重，但工人有了這300元也不至於餓死；毛時代一個幹部憑著官職獲得了10個土豆，他家裏便能維持生命，但一個農民可能只能獲得5個土豆，（他也是10個土豆才能維持生命）表面看來兩極分化似乎不嚴重，但農民的生命隨時有消失的可能性，這事關生命大概才是最大的不公正吧？

第三點是有些人看到當下中國道德淪喪，作風敗壞，誠信缺失，於是開始懷念毛時代。我們要看清楚的是今天的誠信缺失，道德淪喪正是毛時代造成的惡果。毛時代文革“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營造了一個“鬥爭的社會”，於是全國老百姓包括國家主席每天都生活在膽戰心驚當中。經過了毛時代血與淚的洗禮，經過了毛時代殘酷的鬥爭，以及89年的民主運動後，很多人每每回想起那些殘酷的歲月還心有餘悸，於是大多數人不再過問世事，而將精力全部放在怎麼賺錢――鬥爭變成了拜金。他們這一代將他們的經驗、擔憂、恐懼傳遞給了下一代，於是新一代出生之後更沒有多少社會責任感；

至於誠信缺失更是文革的一大惡果。中國自漢朝以來，老百姓便將孔孟之道的信義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但經過共產黨橫掃一切，尤其是文革所謂的破四舊之後，誠信被丟到了歷史的塵煙當中。另一方面共產黨大搞階級哲學，同志是階級的同志，家庭是階級的家庭，戰友是階級的戰友，於是一切都有了階級，都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到文革時更直接表現為對毛的忠誠，以至於父子反目，妻子相仇，家庭決裂。一切的情感都只能是階級的情感，只能是對毛的忠誠的情感，而愛情、親情、友情這些卻被當成了資產階級的溫情，被當成了軟弱的表現。在這種猜忌和仇恨當中，冷漠逐漸在人與人之間形成，彼此不相信也逐漸成為習慣，最後逐漸演變成全民之間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中國幾千年的誠信體系在瓦解家庭感情的過程中徹底崩潰了。

4、特別回答：為什麼在西部一些地方還供著毛的像？對於這一點，常常被毛派們作為毛在人們的心中還是有地位的重要依據。那讓我們來看這種現象背後的成因是什麼？一、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這確實是中共的一大壯舉，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國家派遣一撥又一撥的人進行洗腦宣傳，並且要日日講，事事講。這樣一個浩大的工程是國民黨從來沒有做過的。在偏僻的地方，這種洗腦運動最為見效，最容易被當地的農民們接受，也最不容易被忘記。由於地處偏遠，當地的農民極少接觸外來思想，在他們的生活和思維世界裏幾乎是一片空白，有共產黨這樣大規模的宣傳之後印象自然深刻，因此在這些地方的洗腦運動最是成功。二 、為什麼其他地方遭受頻繁洗腦也能漸漸擺脫毛的餘毒，至少在城市已經有很多人認清楚了毛的真面目？這一方面固然是城市人口接受的教育較多，尤其是大城市能接觸更多的外來思想；另一方面不得不感謝互聯網，感謝將全世界聯繫在一起的網路。因為有了網路，大量的網友們、知識份子們、識字分子們甚至是政府官員們，逐步看到些許的真相和歷史的真實，於是毛澤東那不可褻瀆的不容質疑的形象逐漸在世人眼前坍塌。而偏遠地區卻接受不到這方面的資訊。他們中有些人的生活狀態可能與幾十年前還是一樣，而改革開放之後共產黨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花大量的時間專門組織人員進行洗腦，於是停留在他們思維裏的還是幾十年前毛時代傳達給他們有關個人崇拜的資訊。 三、中國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中國人向來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所以可以共同貧窮，對兩極分化尤為敏感。（卻又缺乏反抗精神，不知爭取自己應該擁有的權利，只是私下發牢騷而已）由於偏遠地區沒有接受外來思想，也不知曉真相，仍持有幾十年前的觀念，所以面對貧富差距擴大時他們並沒有過多的去思考為什麼會有貧富差距，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是什麼？毛澤東是否真是平等的化身？毛澤東對農民來說究竟是禍還是福？他們不會思考這些，而是簡單的線型思維的想起愚民教育留在他們腦海裏的記憶，他們在沒有多少思想和想法的情況下只能想到毛澤東。甚至有些人並沒有想過貧富分化，而是將供奉毛澤東當為一種習慣了！可是，這樣一個被愚弄頗為值得同情的群體，過去被毛澤東利用，掀起了個人崇拜和頌歌高潮；現在被毛派們利用為毛澤東抬轎。毛派們總表現出一副正義凜凜的樣子，素不知骨子裏才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一群！連這些窮鄉僻壤裏沒有多少思想和想法的純樸的農民們也不放過，利用他們作為毛在人們心目中仍有地位的證據！

第三部分 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毛派們常常宣稱因為有了毛中國結束了多年的殖民統治，中國人結束了多年來的割據狀態，國家實現了統一，中國人擺脫了受屈辱的歷史。讓我們看看這些結論似乎屬實，以及這種判斷背後的真相和成因是什麼。
1、是毛澤東結束了中國多年來的被殖民化嗎？這一點被毛派和左派們作為毛澤東歷史地位不容抹殺的重要證據，但事實呢？

首先，我們要知曉49年之前毛面對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在幹些什麼？從30年代到49年之間的這段日子，抗日戰爭成了國家最重大的事情，但當全國人民在浴血奮戰時，毛髮出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命令，以至於彭德懷自己發動百團大戰完成了唯一一次正面戰爭時，毛澤東不但斥責他不服從組織的命令消耗我方力量，甚至作為“廬山會議”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罪證和依據。

其實共產黨倒要真正的感謝一下彭大將軍，要不是他發動了唯一一次正面戰爭，真不知道共產黨的抗戰史怎麼寫？現在雖然很多人都已經知道共產黨消極抗日，但至少還可以寫出一個百團大戰。既然抗日並不是以毛澤東為首，那日本的戰敗和法西斯的解體與他便沒有多大關係；其次，二戰結束之後，舊的殖民體系已經完全崩潰，舊的世界格局也完全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各主權國家收回權利。因此，殖民體系的崩潰和共產黨沒有關係，和毛澤東更沒有關係，中國能夠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權是靠著二戰的勝利，靠著全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靠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傳播民主理念的結果。再次，二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作為戰爭國，國家的主權已基本悉數收回。

其實，中華民國成立後除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外，國民政府已逐漸收回了英美等國在中國的租借，治外法權也於1933年收回。

複次，我們來看看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的關係。國民黨政府和美國的關係不像教科書所說的那樣親密無間，稱國民黨政府為美國的傀儡政權更是罔顧事實、胡說八道。反而是中共當時的機關報將美國描繪為天堂，處處以美國為榜樣，可惜他們現在連自己說過的話都不敢拿出來。美國國內對蔣介石擔當中國的民族領袖各持己見，二戰勝利之後美國一度想扶持一位具有美國理念和美國精神的人領導中國，在他們的心中比較合適的人選是胡適先生。就蔣介石先生而言，他是一位自始至終的愛國者，且以“儒家”理念為最高信仰，試問這樣一位將文化理念深入骨髓的人怎麼會是賣國者呢？在臺灣，蔣介石和美國的關係更加體現了他們之間的矛盾，美國曾有計劃暗殺蔣介石，然後扶植在美國西點受訓過的孫立人。

最後，二戰結束美國扶持蔣介石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想在全世界推廣民主和自由理念，而非像共產黨告訴我們的想控制中國。通過二戰美國人知道只有世界所有都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當中，才會有真正的和平。美國人拋棄了他們的孤立主義政策，充當起了“世界員警”，撒播自由思想和民主理念，今天我們應該慶倖有這樣的世界員警，有了美國才有南北韓強烈的對比，有了美國才有歐洲的復興……

2、毛澤東政權是獨立的嗎？1949年之後，中國的政權並不能算完全的獨立，但客觀的說不能怪毛澤東和共產黨，因為當全世界分為兩個陣營時便沒有了中間的選擇，你最終得選擇一方作為自己依靠的物件。以共產黨當時的意識形態只能選擇蘇聯。由於蘇聯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地位和實力，無庸置疑的當上了老大哥，所以，這個老大哥可以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政策指指點點；因為老大哥走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有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中國只能為其馬首是瞻，處處請他指點江山，按照它的發展路線進行；因為老大哥國家的人命是值錢的，所以老大哥出錢出槍，讓中國人出人命去打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所謂抗美援朝。從種種情況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政權不能說是完全獨立，它依附于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身上。不過我說過，這不能怪共產黨，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責難蔣介石倒向美國。隨著史達林的去世，毛澤東逐漸想獨立，但種種原因毛把這個大國糟蹋得一塌糊塗，還不如依附于蘇聯時的境況。

3、中國領土統一靠的是毛澤東嗎？在第一點我已經就此方面作了一定的闡述，殖民主義崩潰的過程也是中國領土統一的過程。當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的領土上有四個組織的軍隊――國民黨、共產黨、美國和蘇聯。美國，這個國家對領土沒有天然的欲望，也並不喜歡在領土上獲得國家利益；蘇聯，這個國家對領土有天然的喜好，在歷史上就是這支北極熊割占了中國大面積的領土；國民黨政府是當時世界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二戰在東亞地區的參與者和領導者；共產黨屬於當時的在野黨或者反對黨。二戰結束前，蘇聯看到美國丟了兩顆原子彈在日本的土地上，借此機會將部隊開進中國東三省，並強行要求將外蒙劃出中國，國民黨政府當時並沒有承認這一行為；二戰結束後，國共和談，國民黨自動裁軍130萬，並要求軍隊國家化，但毛不同意軍隊國家化，最終導致內戰發生。49年之後中共與蘇聯交好等於默認了外蒙的獨立。從這些片段來看，中國的領土究竟是誰統一的？究竟是誰對領土感興趣？是誰破壞統一呢？

4、中國人民正的站起來了嗎？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想分為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A、毛時代的中國人。首先我們比較一下49年前後中國人的地位。知識份子，49年之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們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尊敬的物件；他們一個個意氣風發，指點江山；他們曾經走在社會的前列，啟蒙大眾、發出呼喊、衝破蒙昧和黑暗。49年之後遭到了一次次的整肅和打擊，從知識份子變成臭老九，孔聖人也成了孔老二，讀書無用一時塵囂日上。這樣看來解放的不是知識份子。

再來看看他們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吧，49年之前工人的處境不能說好，但至少人的身體是自由的；49年之後呢？單位制度為工人們劃定了一個圈，他們拿著極少的工資，承擔著國家的原始積累和建設工業的任務，他們任勞任怨一生沒有房子、沒有存款、沒有養老金、沒有退休金,到九十年代說一聲失業就失業，美其名曰下崗。這麼多年工人們用血和淚水換來的是一無所有，換來的是被盤剝了一層又一層的利潤。

再來看看他們的堅定盟友農民們的處境。49年之前農民分為多個階層，貧農確實處境悲慘，但我們要考慮的一個因素是戰爭；49年之後農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三無產階級”，承擔著最繁重的賦稅，卻過著最悲慘的生活，被戶籍制度畫地為牢，不但一無所有甚至連人身自由也失去了，這難道是解放嗎？無怪乎餓死農民3000多萬之後的62年憶苦思甜時，農民們憶的是前幾年的苦，思的是蔣介石時代的甜！關於農民的描述可參見拙文《一無所有的中國農民上》。另外，毛時代發生過大規模的中國人越境外逃的事件，如最著名的伊塔事件，難道這是中國人地位提高的表現嗎？

其次，我們來看看中國人當時在國際上的地位。在毛時代由於受到嚴厲的監控，中國人很少能出國，也很少參與到國際活動當中，因此根本就不能看出當時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而我們從一些華人在國外所受的經歷來看，實在看不出他們在國際上 受到了尊重，實在看不出他們是一個大國的僑民，這難道是中國人國際地位提高的證明嗎？其實，毛澤東的外交就是意氣用事，從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出發，他只知道人多力量大，與西方國家鬥其樂無窮，深挖洞廣積糧也很有意思，從來不考慮國家利益，也不考慮與當時的西方國家交惡對中國實際上是不利的。相反，民國時代的留洋學生能得到有限的尊重，我們設想如果1946年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輪流執政，中國擁有常任理事國的職位，那中國人在國際上是否才能真正獲得尊重呢？

B、中國人當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人當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以前相比較確實是有所提高。不過有兩個現象我們得注意，一、在中國境內，外國人似乎享有比中國本土人更高的人權，這似乎有輕微治外法權，法外人權的味道。二、中國大陸人在國際上的地位整體不如香港臺灣，更不如日本韓國，甚至印度也不如，為什麼呢？當然，就這一點而言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尤其是自己的日常行為。


第四部分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有功嗎？

1949年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分水嶺，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從威權時代進入了毛澤東的極權時代。毛常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解放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當毛用他那濃厚的湖南鄉音喊出這句話的時候，站起來的只有站在城樓的新興貴族們，不，或者準確的說站起來的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而站在城樓下的百姓則成了新社會的奴隸，只有膜拜領袖的份。從此，毛澤東成了導師，成了舵手，成了“政教合一”的大教主，普天之下唯我獨尊和不敗！其實，縱觀毛澤東的一生，1949年前對共產黨有功，但對國人有過；49年之後對共產黨有功有過，對國人則犯下了滔天罪行。下面，筆者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從兩個時期作一分析。由於受到現實語境的限制，對於很多真相和事實，本人只能以一筆帶過，讀者們若有興趣，可以作一調查和研究。

1、1949年之前。很多人認為即使毛澤東在49年之後犯有種種錯誤，但在之前還是功不可沒，他是全心全意為民族著想的，因此毛澤東依然是偉大的領袖。那我們讓時間帶路領略一下這位”偉人”的另類風采吧！1919年前後毛澤東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有了革新的思維，在湖南辦起了《湘江評論》，這期間的毛澤東還受到鄉村建設思想的影響，其實質就是民粹主義；十月革命之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相繼將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介紹到中國來，毛澤東從政治功利性的角度出發信仰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我之所以說毛澤東具有政治功利性在於縱觀毛的一生他根本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案頭所放都是中國線裝書籍，中國權術鬥爭的書籍，與馬克思和列寧們無關。當然，馬克思也被他忽悠了一把，即將馬克思作為群體的階級理論發揮到極致，將本來作為群體的階級為他所用――專門針對個人的整人理論。1925年毛澤東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一職。

1927年蔣介石“清黨”之後，共產黨的勢力受到打擊，於是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一幕幕的神話開始了，我們這位“偉大領袖”也頻頻出場“挽救共產黨”於危難當中。首先進入我們眼簾的是1928年的井岡山會師，這場會師的實質就是有點知識的紅軍們強行霸佔了早在井岡山上的土匪和山寨王的根據地，並將山寨王清除的過程；
1931年到1932年毛藉口AB團（AB團實際上是五四領袖段錫鵬發起反對赤化的一個組織，其前後存在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在贛西南搞肅清AB團的運動，殺害了一大批無辜的紅軍和革命者。這時候他在江西蘇區任用了一個殺人魔王李韶九。這其實是拉開了以後肅反的序幕，發生了所謂的富田事變等。另外，還有指揮西路軍的嚴重錯誤。

1935年在遵義樹立了毛澤東的所謂黨內地位，其實是他拉來一派打倒一派手法的開始。紅軍長征期間，由於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被史達林軟禁，紅軍轉戰西北的路上蔣介石並沒有如教科書所說的那樣圍追堵截，長征不是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毛澤東也不是那樣的料事如神，以後的宣傳一切都是在強化紅軍長征的神聖性。在這期間，毛澤東對何子珍做了作為一個男人極不負責任的事。以毛澤東為首的紅軍達到陝北之後由於缺乏威信和人緣，但為了讓陝北成為中央根據地，陝北王劉志丹成了犧牲品，子彈是從後面飛過來的。

1936年的西安事變，也絕不是教科書告訴我們的共產黨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實，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張學良在其中都是中心 人物，當時要求釋放蔣介石的有國民黨、歐美和蘇聯，共產黨卻在其黨報上詛咒蔣介石。張學良提出了“聯蔣抗日”，共產黨隨著蘇聯態度的改變而改變了仇視蔣介石的態度。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奉行“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甚至與日本人有交往的記錄。這就是一個所謂的民族英雄在國家民族危難時的所作所為，要知道這不是內戰，而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是侵略與反侵略之間的戰爭。毛的所作所為有太多的材料可以證明，而且曾兩次答謝日本人對中華民族的侵略。

1945年的所謂“整風運動”，目的之一是拉攏劉少奇打倒親蘇的張聞天和王明，在劉少奇的鼓吹下建立起自己在黨內意識形態的權威，更找到了他一生的得利助手康生同志，將其拉攏一派打倒另外一派的權術鬥爭再一次運用，在以後的歲月屢試不爽；目的之二是開始了對知識份子的打壓和洗腦運動，從而建立起了毛式“團結――批評――團結”的整人模式，在以後的歲月多次使用。通過整風運動，毛澤東找到了一套抬高自己打擊敵人的整人方式，並且在文革將這一方式推廣到了極致。這整風運動算是小試牛刀吧？（另見拙文《給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對整風運動有比較詳細的描述）1945年開始的內戰，我們需要真相：究竟誰要內戰？

2、1949年之後，筆者列出一個提綱，內容不作補充。搶劫還是革命：土改運動改了什麼；殺人遊戲正式開始：鎮反運動；商業在中國絕跡了：三反五反；讓自己的人民為別人當炮灰：抗美援朝；權力鬥爭的第一回合：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洗腦運動正式開始：批判胡適運動；時間並不屬於你們：批判胡風思想運動；反“反革命”還是殺人滅口：肅反運動；知識份子從此閉嘴了：一場關於陽謀的反右運動；餓死人了：一場人類史上最大的人禍；整肅開國功臣開始：反右傾運動或者廬山會議；四面危機：中國60年代在世界中的地位；有人逃亡：伊塔事件；國家主席為自己挖墳墓：四清運動；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絕無僅有？荒唐透頂？罄竹難書？玷污文化和革命？：文化大革命。其實，以上只是重大事件，還有一些波及範圍比較小的事件，筆者不再列出。
3、從49年之後的各階層來看。49年之後，中國的農民成為農奴；工人成為工奴；知識份子成了臭老九，隨時被戲弄和打壓。其實，希特勒雖然對猶太人殘忍，但對多數的日爾曼民族還是不錯的。這方面我已經在第三部分“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嗎”有過敍述，這裏從略。

4、從49年之後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來看，則可以概括為殺人史、政治破壞史、經濟破壞史、文化破壞史、道德破壞史。

A、殺人史。從1949年到文革末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6170萬人。其中1949年到1952年鎮反、三反、五反殺人280萬，53年到57年肅反和反右殺350萬，58年到60年的大躍進和反右傾為670萬，61年到62年餓死3000多萬。另外，反右期間造成幾十萬家庭破裂，幾百萬無辜的人受到牽連。文革的悲劇更是造成了數億計的國人受到牽連，家庭破裂比比皆是，難以估計。

B、政治破壞史。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是典型的威權統治，而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將其改造為極權制度，從此建立起了一套國人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權利，沒有個體，沒有情感的一黨專制體制。國民黨雖然同為一黨專制，但對自由民主在理念、在價值上是認同的，而毛澤東根本就不承認這些價值的存在，更將中國人的權利剝奪亦盡，中國人失去了人籍和基本的人權。加之，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更是將這一極權體制推向了極端。今天我們的政治改革困難重重，除了既得利益者們的固守之外，難道和毛澤東建立以來的這一套極權體制沒有關係嗎？在這套一黨專制體系中，首先在憲法中開宗明義的規定了毛澤東思想，這等於是設置了一個政治改革的底線；其次由於這一套體系牽涉的黨派利益盤根錯枝，政治改革勢必會觸及當權者們的利益；再次，這套一黨專制體系從底層到高層維繫著中國國人的命運，因此誰在臺上都是一樣的，並不是站在臺上的人本身素質差、道德低，而是這套體制將好人變成了壞人，是一典型的“逆向淘汰”制度。總之，因為毛一手建立了極權的一黨專制，以至於本來的一點自由和民主因數都消滅了，以至於共產黨黨內民主也被完全破壞，連黨內民主的機制也遲遲未能建立。因此，毛澤東在政治上沒有給中國人留下任何有用的遺產，反而是丟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讓後代來承擔改革的代價。

C、經濟破壞史。毛派們推崇毛的一個原因是認為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了中國的工業體系，而且在重工業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不錯的。重工業方面，毛時代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輕工業方面就不敢恭維了，這也是共產黨國家的特色――物質貧乏，買什麼東西要什麼票，這種商品流通的退步――用票代替貨幣確實是20世紀的一大奇觀，在歷史上一定有它的地位，只不過是作為被嘲笑的對象。儘管在重工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我們要看到其背景：它是用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剪刀差的方式盤剝農民，用難以想像的無任何回報的剝削農民換來的原始積累，它是在犧牲全中國人基本的物質用品，用犧牲輕工業換來的；它是免費的使用中國人的勞動力換來的；與國民黨相比較它是在一個和平年代取得的；其中的一部分是用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反觀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在50年代還落後於中國，但從60年代便取得了飛速發展，一舉分別成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除了美國有限的幫助外，離不開他們對教育的重視，知識份子的尊重，離不開一個高效的政府，同時遇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而這時候的毛澤東正發動著一場又一場的運動，錯失發展的良機。

但是，這取得的唯一一點經濟成就也不能歸功於毛澤東，毛在經濟上的表現近乎白癡，如果沒有一個善於填補漏洞的周恩來存在，真不知道這個國家會被毛糟蹋成什麼樣。在農民問題上，通過農村合作化運動將土地收歸國有，使中國農民失去了土地，今天仍然如此；即便如此毛還是覺得不過癮，發起了“學大寨“運動，大搞農村共產主義，吃大鍋飯，原來僅有的一點自留地也沒有了，原來農民還有自己的灶頭、自己的鍋碗瓢盆，吃起大鍋飯之後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造成的結果就是農民沒有勞動的積極性，生產力極具下降。等文革結束之後，又不得不回到幾千年以來的老路上――甚至都不如――美其名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此解釋可參見拙文《一無所有的中國農民》）

從工業和商業上看，1949年之後私有企業收歸國有（實際上是作為黨產收歸了共產黨，在企業中建立了一套共產黨無所不管的體系），從此中國建立了全世界最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於是，一切私有經濟在中國絕跡了，以至於發展到不能有任何個人財產，否則就是搞資本主義的復辟，是要被當著“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的。毛澤東對這種一切經濟收歸黨產仍然不滿足，於是拋出了“超英趕美”的謬論，全國上下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和“浮誇風”，造成的結果就是砸鍋賣鐵，毀壞本來就稀少的林木資源，用土煤窯大辦鋼鐵。這種可怕的放衛星，可笑的煉鋼方式可謂全世界絕無僅有，可以成為古今中外的笑談記入吉尼斯記錄而“不朽”，成就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傑作。原來這就是毛派們所欣賞的浪漫，這就是毛派們讚賞的創新，這就是毛派們吹捧的如此偉大――像這樣的事情思維正常的人也不會想到，像這樣的傑作國外的政治家們想都不敢想――我們的領袖真偉大，真偉大。他的絕無僅有帶給中國的卻是無盡的災難，大躍進、浮誇風的直接後果是幾千萬人被餓死，造成了生產資源的大量浪費，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造成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大量樹木被砍伐，生態被嚴重破壞。這被破壞的生態是造成洪水的根源――也就是說這種生態的破壞是長久的，非一朝一夕的，就憑這一點給中國人造成的災難，毛就應該被徹底否定。等到62年劉少奇等務實派收場，國家恢復一點元氣後，毛澤東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繼續折磨著這個本來就脆弱的國家。相信文革造成的損失用不著我在這裏累述了，不過還得提提那個“深挖洞，廣積糧”的年代，將中國的一個個工廠和企業搬到荒山野嶺、山溝溝裏的荒唐行為。
中國國企改革如此的艱難，固然有國企本身的問題，但今天改革所花的大量成本不過是替毛所創立的這個極權經濟制度還債罷了。

D、文化破壞史。1949年之後，毛澤東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針對知識份子的運動，較大的就有武訓案、兩次反“胡適反動”思想的運動、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和文革。通過一場場的運動，中國知識份子從此成為了政府的附庸和喉舌，成為了宣傳機和傳聲筒；從此中國知識份子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了，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洗腦、悔過和寫保證書的運動；從此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自由氣息和獨立精神，好不容易通過近代“西學東漸”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知識份子人格也喪失以盡；從此文學絕跡了，剩下的只有遵命文章 ，嚴肅的學術沒有了，剩下的只有相互的揭發和攻擊，從此藝術沒有了，剩下的只有階級之間的拷問。從1949年開始到改革開放，除了文革期間民間文學（如北島。食指、芒克、多多等人的北洋詩歌群落）之外，基本沒有一篇文章可讀，像郭沫若這樣的大文豪成了馬屁精，寫出中國最美文字的沈從文先生也只能在文化館打打雜，文字都不敢碰一下；從1949年開始到改革開發，除了陳寅恪先生和錢踵書先生用曲筆寫下《柳如是別傳》和《管錐編》這樣的學術著作外，真正的學術在中國已經絕跡了；從1949年開始一個個的藝術家們從此也藝術不起來了，他們的藝術被當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清除掉，剩下的只有八個 樣板戲。

而影響最壞的莫過於用異化的馬克思主義和神話的毛澤東思想進行的對國人長達幾十年的愚民教育、謊言教育、黨化教育、唯意識形態一尊的教育。他們用這種一尊的意識形態教育取代了個人教育、公民教育，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欺騙世人的體系。這種餘毒直到今天依然盤旋在中國人的頭上，你我他，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還有這種黨化教育的影子。我們的語言方式，我們的行為模式，都不自覺的受到這套價值體系的影響。他們用這種教育不但排除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時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的“仁儀禮智信”等優秀文化作為“四舊”和“封建思想”全部打倒，然後建立起以階級鬥爭為鋼，以黨性取代人性，不把事情搞到絕對的價值體系。在教育技術的層面上則提倡又紅又專，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將如清華這樣的綜合性大學搞成一個專科性的學校；在大學的管理上取消了教授治校，代之以黨委書記治校，在大學這樣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裏黨觸及到每一個領域。另外，毛澤東還提倡“讀書無用論”，以至於很多人延誤了讀書的時間，或者在應該學習的年代裏放棄了讀書的機會，像文革這樣“知識青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更是耽誤了一代人――如果說一個人的青春有多少可以浪費，那麼一個國家的青春又有多少可以浪費呢？我們看到了，五六十年代取得科學成就的大多是49年之前在西南聯大讀過書的，而在毛時代讀書的則少有在科學上取得成就的，即便是在人文科學領域也建樹不高――這也就是為什麼八九十年代理論水準高的學者不多的原因。

今天，我們的文化科學落後於世界，今天我們的教育制度改革艱難，今天我們的大學學術體系的腐敗，難道不是這幾十年惡果累計所產生的代價嗎？

E、道德破壞史。一個社會的政治體系破壞了可以建立或者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體系破壞了可以重建或者改革，一個社會的文學破壞了可以恢復，但一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崩潰之後則很難被恢復過來，更不是通過改革能夠改變的。毛時代的道德破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誠信體系的崩潰和缺失；人心的渙散；普遍的冷落和無擔當；虛無主義的氾濫，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文革期間用黨性取代了人性，階級性取代了情感，一切都以黨性和階級性作為評判的標準，情感被當成資產階級的溫情。從1949年開始的相互之間的揭發、告密、防備和不信任發展到文革成為極致，以至於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從原來知識份子群體小範圍的不信任發展成為全民的不信任，即便是在熟悉的人面前也不敢吐露自己的心聲，甚至連日記也成為罪證。於是，最親的人一夜之間可能成為敵人和仇人，像顧准的妻子兒女與之脫離關係的比比皆是，像張志新的男朋友告密的也隨處可見。在這種氛圍的長期薰陶之下，文革結束之後普遍的不信任和誠信缺失也成了一種必然。

1973年林彪墜機之後，很多人忽然清醒了――為什麼前兩天還在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副主席、被毛主席稱為親密戰友的林副主席一夜之間成為了叛徒呢？那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原來一切都是虛幻。經過長期的廣場生活和所謂的運動，在一夜之間忽然沒有了方向。他們以為在為一個充滿激情的理想奮鬥，他們以為自己在完成一個偉大的事業，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別人的一顆棋子拿在手上把玩，於是曾經的希望成為一種毀滅。沒有人再相信未來，人心開始渙散。

看慣了文革的人情冷暖，看透了人世間的陰暗，於是普遍的冷漠出現，那些受過傷害的一代人告訴他們的後代，遠離是非是最好的選擇，擔當成了多餘和不明智、不成熟的選擇。

從政治的風風雨雨當中走過來，從一切都以政治為目的，一切都帶上政治色彩的毛時代走過來，很多人每每回憶都感到心有餘 悸，於是不再過問政治和進行權益訴求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狀態。毛時代是全民皆政治，在毛規定的政治範疇之內極少有資格可以不談政治的人物出現。八十年代後，除了進入公務員階層和官僚階層之外，大多數人已不再關心政治，不再關心未來（這與趨之若鶩的公務員考試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取而代之的是對金錢的無限嚮往和追求。如果說毛時代是不擇手段的對權力追求的話，那八十年代開始就是不擇手段的進行金錢的追逐，金錢成為了衡量一切的標準。這便形成了極端的兩極，趨之若鶩的公務員群體關注的並不是公務員本身，而是通過權力獲得的經濟權益，金錢成為了國人為之瘋狂追求的對象，而政治（哈威爾意義上的）則無人問津，大多都抱著虛無主義的立場。

我們今天的改革困難重重，舉步為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一切不能不說是拜毛澤東所賜。毛澤東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躺在水晶棺材當中，而把這些代價留給後人承受。說穿了，我們今天遭受的種種苦難都是在替毛澤東還債，替他還掉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種種沉屙。


第五部分 毛澤東是否應該對自己的罪惡承擔責任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但不應該對他加以崇拜，而是應該將他的罪孽公之於眾，將他的餘毒徹底清除，即使在身後也要讓他對自己的罪行負責，承擔歷史的譴責、追問和反思。但是很多人即使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滔天罪行，仍然放棄對他的追問，他們總認為過去的就讓他過去，或者認為這是由中華民族的文化性質決定的，或者認為我們要學會寬容而不應該窠臼於毛澤東，顯然這些都為徹底將毛澤東像希特勒等一樣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找到了藉口。寬容固然是一種美德，但寬容是有界限和底線的，否則就成了縱容。面對沒有任何特權的個體我們要對其抱有寬容的心態，但面對掌握公權尤其是掌握著全世界最大權力的獨裁者的時候，寬容並不實用，否則如希特勒者我們也可以對他抱以善意。因此，我們要徹底的將毛澤東毛否定為歷史的罪人，而非所謂評價人要“一分為二”。

1、毛是政治的實際參與者，掌握著公共權力，必然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我自認為在平時的生活當中還是一個寬容的人，但在某些人看來對毛的評價顯得如此的苛刻，這一方面固然是與毛澤東本人所犯的罪孽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毛的身份有關。毛是政治的實際參與者和執行者，必然要對自己所有的行為負責,尤其是當毛是多數災難和運動的策劃者、鼓動者、決定者的時候，他更是難辭其咎。任何掌握著國家公權力的都人都應該對自己所有的行為負責，不但民主國家如此，獨裁國家因為權力高度集中的緣故，更是要求當政者對自己的行為全權負責。掌握著國家最大的公共權力，同時壟斷了國家最多的資源，基於權力和義務的對稱也要求當政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大眾的寬容不適用於當政者，因為當政者掌握著更多的權力和佔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對他們的要求應該更加嚴格，大眾對他們的監督和批評應該享有豁免權。

另一方面，當政者的行為（作為和不作為）造成的影響小則涉及一個群體，大則影響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國家的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幾代人的生命歷程和青春。因此，對他們當然是要嚴格的要求，更何況是犯有罪行的毛澤東呢！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即使在履行職責上沒有任何過錯，公民都有權要求他們辭職，並承擔責任，而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毛澤東難道不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如果毛僅僅是一個思想的表達和傳達者，那當然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這如同一個人說要殺人但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一樣並不構成犯罪，但如果他真的殺人了就應該承擔責任。也正因為如此，希特勒要承擔自己犯下的罪惡，而其思想之源尼采則無可指責。

2、如果毛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將造成惡劣的後果。毛既然已經犯下了罪行，承擔責任是理所當然的，這如同希特勒侵略了其他國家，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一樣，也如同日本人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人民的侵略行為和殘殺行為應當真實的面對歷史，主動承擔起自己的罪責，並進行認真深刻的懺悔一樣。在這一點上，德國人的行動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他們上到國家總理，下到平民百姓，大多自覺的遠離法西斯主義，並在總理的帶領下進行了全民族的懺悔。德國總理向猶太人下跪也表明了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立場，同時也凸現了一個大國的風範。為了從源頭上禁止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公開的宣揚法西斯思想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我們的鄰國日本仍然對他們的罪行遮遮掩掩，既沒有承認錯誤的風度，更沒有一種懺悔的精神，這種不自信的表現 當然不會受到他國的尊重，即使經濟再強大也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強國。而與此類比的則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不將毛澤東徹底否定，他那不死的靈魂（因為總有人為他招魂）將日夜盤旋在中國人的頭上。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對中國人則是徹底的不負責任。要知道，49年之後冤死的亡魂還在不斷的呼喚；要知道，今天我們還在不斷償還著他給中國人留下的這個爛攤子；要知道，擋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的正是這個被國人捧為神的罪惡製造者。對於中國而言，如果不徹底否定毛澤東，那麼對德國人來說希特勒也可以不徹底否定，因為希特勒給德國人留下的遠比毛澤東給中國人留下的多－－那條全世界最寬的高速公路、那款叫“大眾”的普及車和炫目的保時捷，還有歷史上最低的失業率，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象徵著希特勒的貢獻；如果不徹底否定毛澤東，那麼對日本人來說軍國主義和侵華戰犯也可以不徹底否定－－因為他們有高尚的理由：為了大和民族，那麼我們還有什麼道德優越感指責別人否認侵華，祭拜靖國神社呢？

3、請不要把“傳統因數”這樣的託辭拿出來作為洗清毛澤東罪惡的擋箭牌。中國當然有自己的傳統，但中國的傳統因數並不僅僅只有殺人、搞權術、搞陰謀、宮廷鬥爭、專制、君權意識、不誠信、道德敗壞，中國傳統因數裏也不會有六親不認，沒有將中華大地作為煉鍋爐和試驗田，沒有將幾億人作為試驗品，也沒有視幾億人的生命為兒戲，為草芥，不顧人民生死的傳統。中國的傳統因數裏還有仁義禮智信，還有天下為公，還有以和為貴，還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句話，毛澤東罪孽深重是事實的存在，那麼徹底否定他是給中國人最好的交待，是為了中國能夠走向現代化自由化民主化。
雨萊於2006年12月10日晚

楊莉藜：翻個面兒看“改革”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裏，鄧的“改革”和毛的“解放”一樣是使這個不合法的政權合法化的兩個頂級關鍵字。半個多世紀的腥風血雨磨去了“解放”這塊兒招牌上的虛幻光澤，愧在人前說“解放”，庶幾成了有知有識的中國人的共同感受。與破了相的“解放”稍有不同，“改革”這塊兒招牌是中共這些年常常拿來招徠生意的。小心擦拭的金字匾額，再由那鬧哄哄的虛假繁榮烘托著，也著實迷倒了屋裏屋外的各色人等，不少人，不排除那些很有些知和識的人，說起“改革”就忍不住一臉的感恩戴德、皇恩浩蕩。有鑒於此，在斷斷續續地改革了三十個年頭兒的時候，很有必要把這中共這塊兒鎮店招牌翻個面兒來瞧瞧。

據說，改革是“宏偉大業”，跟“民族復興”、“世界和平”（中共詞典裏的“世界和平”差不多是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的同義語）都很能靠上邊兒。這樣“偉”且“大”的事業自然少不了有人去爭那個掌門人的名分。官方說 “總設計師”是鄧小平，不過民間不少人私下把這名頭兒派給胡和趙。這番大事業的定性有了，正副主次的掌門人也排成了串兒，那這場改革的藍圖、策略、方針又是什麼呢？翻開並不久遠的歷史，原來不外乎鄧的“貓論”和“摸論”。有朝一日後人研究這段歷史——如果那時這段歷史還值得去研究——想必會發現那些大大小小的設計師們的張惶和困頓。這個發現，無疑將是正確的。因為這場所謂的“改革大業”，並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是他們運籌帷幄，帶領人民“走進新時代”，而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突破了中共仍要嚴防死守的政治底線。不是中共領導了人民，而是人民拋棄了中共，儘管當時這種拋棄的動力更多的來自“胃”而不是“心”。中共的那些 “開明”人物面對人民求生存的浪潮沒有逆流而動，反倒來個華麗轉身，順而自詡為改革的設計師、領導者、指路明燈……當外面精彩的世界浩蕩而入，改革的“胃動力”漸漸讓位於“心動力”，那些指路明燈們禁不住地黯然神傷，於是四條大棒再次撲面打來，“兩手都要硬”的緊箍咒磔磔響起，於是有了胡趙翻船，坦克上街，於是中共的改革最終成了一條流不進人類文明海洋的物欲氾濫的內陸河……

回顧三十載崢嶸歲月，無論是從改革的動機、改革的手段或是改革的真正受益者觀之，我們都很難對中共當局的作為發出超乎實際的讚歎，除非你讓建設得像歐洲的城市蒙住了眼睛，看不到破敗得像非洲的鄉村，讓和諧的高調兒震聾了耳朵，聽不到飽受踐踏的弱勢群體無望的哭泣。跳出宣傳與做秀的三界之外，對於這場“改革”更為準確的表述也許應該是：中共投機了改革，劫持了改革，扭曲了改革，玩兒了場狸貓換太子的遊戲。依靠改革的旗號，中共淡化了血腥的歷史，強化了搖搖欲墜的執政合法性；憑著改革的藉口，中共統治集團明火執仗地掠奪了更多的社會財富，為可能發生的社會轉型留足了後路。

當然，與毛時代草菅人命的窮革命相比，改革年代中共畢竟放寬了經濟政策，容忍了私有經濟的發展，至少在政策層面允許人們致富。但是，改革縱使有如此這般的益處，也不值得我們為之大唱讚歌。原因不言自明，所謂的“改革”原本是中共大肆破壞社會結構，破壞生產力之後的一點兒退讓，況且這種退讓還遠遠沒有回到中共暴力破壞的始點。被強盜砍下十指，受害者的悲苦和憤怒不難理解。倘若強盜聽不下去撕心裂膽的嚎啕，胡亂接上兩根砍掉的指頭，受害者就該千恩萬謝了麼？

從49年到78年，差不多是三十年。這是中共以統治者的姿態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進行全面破壞的三十年，是中國歷史的大跨度倒退——跨過了具有民主萌芽的民國時代，一頭撲進滿清以前的污泥濁水中。49年之後的中共政體糾合了古今中外已知社會形態的惡劣之處，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以中共統治集團為奴隸主的現代奴隸社會，嘴上說的是公有，廣大民眾實則一無所有。政治體制上則是史達林極權統治、希特勒法西斯統治、中國封建帝王統治兼而有之，且三種惡政相加之後惡過其中任何一種。中國人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喪失殆盡。人們常年生活在物質匱乏、精神扭曲之中，文化淪喪、禮崩樂壞……

從78年到08年，又是三十年，這是中共迫於人民的壓力羞羞答答，三心二意地進行所謂“改革”的三十年。這三十年，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經濟領域做出了不凡的成就。但中共統治後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如國有土地、國有企業等，還遠未恢復到49年以前的狀態，而翻不過這個坎兒，中共藉以貼金的經濟改革終將走入窮途末路。經濟領域之外的改革，三十年來中共基本上無所作為。中共依舊一黨獨大，無法容忍異己力量的存在，人權，特別是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無法與49年前相提並論，法制和社會公正被權力與腐敗全盤侵蝕，文化教育水準甚至遠遠不及抗戰烽火中顛沛流離的民國院校……

無論漢語或是英語，“改革”都是一個具有褒揚意義的好詞。是在現有基礎上的改進、創新，是止於至善的不懈努力。而翻個面兒看中共的改革，跟這個意義實在不怎麼搭界。中共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它所惡意破壞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秩序的修復，是大步倒退後的小步前進。更何況這種修復和前進總是那麼忸忸怩怩，遲遲疑疑，為一黨之私的謀劃總是重於對民眾福祉的考量。長此以往（其實也用不了多少年），鄧記“改革”將和毛記“解放”一樣成為歷史笑柄，成為中國人心中難以啟齒的傷痛。

毋庸諱言，退三步進一步的進步也是進步，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希望中共能夠持續進行改革，特別是能夠開啟真正的政治改革，而不是原地踏步，甚至重回毛時代。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朝這塊兒名不副實的朽木招牌行注目禮，更不用說三拜九叩，山呼萬歲了。

劉自立：“解放思想”是什麼東西！

“解放”，這個詞，現在可以說，成了不解放和禁錮，壓制和蒙蔽的等義詞——我們的提法是，針對 1949年的“解放”，準確的含義就是“打倒蔣介石，奴役全中國”——何來“解放”乎！完全是不解放。這個事情後來被不解放的歷史證實，不單思想不解放， 而且肉體也不解放，造成國人上億人死於非命。這個事情就不多言。現在，人們忽然又提出新一輪所謂“思想解放”——這個本是所謂改革時期提出的一種說辭—— 這個“解放思想”，究竟是什麼東西，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呢？先說說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


那個“解放”，就是針對文革而言的撥亂反正。我們稱之為：撥亂，而非“返正”；為什麼？因為返正，在我們看來就是回到民主自由——起碼是回到民國的民主的 多少之範圍，自由的，抑或是訓政有期，還政有望的、那種開明專制制度中——但是，改革派沒有回到民國，也沒有回到甚至滿清後期的憲政有期之政治環境和政治期諾中，而只是出現一個“實踐檢驗真理”。這個東西和後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要”解放思想，等等提法，成為所謂解放論的豈有此理基礎。為什麼說 他是豈有此理呢？因為，這個東西是無主語變奏。主語是什麼，很重要。比如，究竟誰是實踐的主體？誰，要解放誰！這個東西一直以來沒有說清楚，也不可能說清 楚；為什麼？因為，政治實踐，按照普世規則，要有民意基礎和法治基礎。實踐的政治意志，是民權所授，是憲政機關可以執行的法意和法權，不是什麼黨的意志之 實現——如果你是黨天下，官天下，就不是民意實踐，而是官意實踐。官意實踐，就是官方要你如何如何——就是“解放”說，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中國人中，一部分人說，我們是改革派，所以，我們緊跟鄧意實踐，為什麼？因為鄧意就是民意，就是改革之意，就是啥“黨內民主”之意，就是“政治改革”之意——他們吵吵至今。可惜他們忘記了，他們跟隨的鄧意，根本就不是民意，而是坦克和步槍之意！於是，實踐，這件事情，成為解放這件事情最好的注腳：實踐，就是坦克！


於是，在這個層次上，實踐解放說，全部，徹底，乾淨，盡數破產。
剩下來的“讓”一部分人如何如何……——是不是解放呢？人們現在看得更加清楚了。“讓”，這個詞和“實踐”，內涵等同，就是鄧意志，就是黨意志，就是“讓 ”他們那些龜孫子，龜兒子，先成資本家。這個解放，是解放嗎？不是解放，而是再受二茬罪，再受二茬苦。現在，國人蒙受改革之苦，難道你們“解放”擁護者， 還是看不見，聽不到，盲人解放嗎？所以，“讓”風格的解放運動和解放思想，也完全破產了。


剩下來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要”解放思想。這個說法和“讓”說，也是異曲同工，是無主體變奏，因為，誰，解放誰的思想，並無說明。於是，我們做出幾個設想。第一個設想是，老百姓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這個做法，是不是實際可為？天知道！


第二個設想是，古今中外，人們歷來獲得解放的思想資源，從來就是傳統的政治和宗教及其學說——比如，基督教，或者希臘民主——摒除這樣的老祖宗，你的解放 資源何來！共產黨數典忘祖，就不說了，一些解放宣傳者偏偏要撇開這些思想史，來一個別出心裁，說，共產黨現在要出趟新思想，新新思想了——其實，你一看，他們的貨色，就連西方最落後，東方最專制的思想，還不如！


三，從中外思想歷史判斷，老百姓好像很難自己解放自己，他們要秉承某種思想運動和思潮洗染，方可進入解放——就西方思想史而言，他們很少用解放這個詞藻， 而是用啟蒙，改革，等等比較中性的詞藻。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解放說，很難和他們的政治訴求，結合之，吻合之——因為，解放，關乎到一個偌大的主詞：就 是，哪個階層，解放哪個階層——比如，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不是任何一個階層，來解放任何一個階層，而是各得其所，不做合題之解：就是，不是正方壓倒負 方，那種黑格爾的解放和革命，而是不設合題，那種寬容說和一切可以存在說。這個一切可以存在說，就是說，沒有任何一方，可以“解放”另外一方。宗教方面， 歸上帝；國王方面，歸愷撒；市民方面，歸民主；階級方面，歸自由。等等。他們各司其是，都有自己的實踐和真理，不會“讓”，或者“要”其他方面，如何如 何，因為，他們啟動了起碼的普選和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精髓，就是：你，無權“解放”我；反之，我，也無權鎮壓你；我們眾聲喧嘩，擱置所謂僅僅一方面的真 理——對不起你老鄧了，你說的“堅持”，你說的“改革開放”，對不起了，那只是你的看法，我有權利對此說：不！是的，老鄧在法國，未敢翻身已碰頭，他就跑 回中國說事兒——而且一說一個准！他說了什麼？他說，“讓”……他說，“要”……於是乎，一打人以上的所謂改革派和知識份子，就急匆匆跑出來說，不得了 了！我們終於看見真理了，我們終於要“被解放”了，要被“思想解放”了。於是，他們如獲至寶，把這個無主體變奏，收入神聖曲庫中，白天、黑夜不間斷唱頌。 可惜，他們這些本來就是無主體者，根本就和解放無關——他們是一群打出真理招牌和解放招牌的鄧姓家奴。


“解放”，根本就是一種奴役的同義詞。這個解放，造成的系列禍害，已經證明，我們要換一種說法——這個說法，既不是我們被他們“解放”，我們，也不要“解 放”他們，而是要用民主啟蒙，大家平等，造成一種自由氣氛——章太炎說，民智不開，革命開之；我們說，民智不開，民主開之！民主如何開之？主要是，不要“ 讓”鄧，毛解放老百姓——而是要，建設一種民主機制，就是民主政府，解放之（如果一定要說解放）——而在此之前，我們要儘量畢鋤所有不民主的家奴解放說， 來一個真正的民主爭論。這個爭論，包含摒除“解放”帶來的一切污泥濁水，還人們和自然一個淨土。這個淨土裏，沒有主子意志，沒有“讓”誰誰誰如何，如之何 ——“要”草民如何，如何，如之何——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終於獲得了對於“解放”這個彌天大謊的覺悟！否則，一切都是白搭！


讓我們也來說說“讓”吧！我們這個“讓”，就是讓我們中國人，所有人，處在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上，共同動員起來，讓民主——這個主詞就是人民——在摒除官僚解放的路途上，一二三，齊步走！

反腐敗的要害在於異體監督

9月13日，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掛牌成立。據公佈，該局的職能主要是“組織協調，在全國形成防腐的合力”，並負責“協調指導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仲介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的防治腐敗工作”。據說此機構將以中紀委與國家監察部為“後盾”――沒有媒體往下追問一個ABC級的問題：中紀委與監察部以本身權威協調反腐都沒有成效，以它為“後盾”的機構何以反而能夠起到更好的協調作用？


其實，要考察中國當局是否有誠意反腐敗，決不是看其成立反腐部門數量的多少，也不能看其又下達多少個檔，更不能看領導人的反腐表態，而是要看其是願意放棄已經被其自身的政治實踐證明屢屢失敗的同體監督，換言之，就是看其是否願意是否願意放棄現在的極權政治體制。


近年來，就在中國官員群體用他們的嚴重貪腐屢屢證明其所屬的統治集團已墮落為一個盜賊集團時，中國當局也不斷用各種方式宣示反腐決心：從1996年開始實行但至今也未見成效的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以及前後共下達幾十次有關禁止官員家屬子女經商的文件，動員官員吐出贓款可保官位的“反腐一二三工程”，……包括今年中紀委發出“6•28大限令”，但無一能夠生效。何故？原因就在於所有的文章都在同體監督這個範疇裏做，而再好的外科大夫無法給自己動手術，再快的刀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尤其是在高層缺乏自律，其子女經商致富的傳聞通過網路迅速傳播之時，沒有任何官員會廉潔自律。


但讓官員們真正感到放心的是，他們明白當局的所謂“反腐敗”只是一種政治表態，因為就在政治高層不斷宣示“反腐決心”的同時，當局還開動全部宣傳機器為西方民主政治抹黑。每當民主國家發生一些腐敗事例，都被中國媒體“高屋建瓴”地歸結到“民主制度也產生腐敗”這一“高度”來認識，印度政壇的腐敗自然是教育民眾最好的“教材”，而臺灣“駙馬”趙建銘腐敗案最初也確實讓中國當局興高采烈地拿來證明“民主制度產生腐敗”，但隨著網路上出現“還是民主制度好呀，什麼時候咱們也能將駙馬、太子的腐敗拿出來晾一晾”這類言論，當局立即明白今之民眾並非“文革”時期的群氓，於是立即降下調門，不再對此事件追蹤報導――既然保證官員群體能夠肆意尋租的體制還被當局刻意維護著，那“反腐”自然只是哄哄百姓的空頭許諾，被抓的不過是倒楣鬼與政治失敗者陳良宇之流。


“民主制度也產生腐敗”這一說法是建立在“民主制度能夠根除腐敗”這一假說之上。事實上，沒有哪個認真的研究者作過如此斷言。眾多研究者在比較了民主專制兩種體制在預防腐敗、監督政府與懲治腐敗等方面的效率與腐敗發生機率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腐敗就如影隨形，沒有任何政治體制能夠保證腐敗發生率為零。只是民主政治相對於專制政體來說，能夠更好地防治腐敗。這一結論早被無數事實支持，遠的不說，就以近日紐約世界銀行公佈的“腐敗貪污富翁榜”為例，位列前九位的蘇哈托等人不是獨裁者，就是徒有民主選舉形式的威權政治的統治者，他們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貪污腐敗，就是因為他們的權力不受制約，留給他們以權謀私利的空間太大。而歐美民主國家高層領導，捲入腐敗醜聞的則相對少得多。比如經常被中國當局拿來做反面教材的美國，其開國至今已經三百多年，歷經幾十位總統，卻無一位因身涉腐敗醜聞而下臺。


其實，凡有頭腦者皆明白，中國貪污腐敗之風難以遏制，其真正原因在於一黨專制，對權力缺乏任何有效的監督機制，所謂中紀委，反貪局這些迭床架屋的機構，只不過是自個監督自個的“同體監督”。根據世界反腐經驗來看，異體監督的效果遠優於同體監督。但在中國，同體監督的方式雖然已被中國當局的政治實踐證明其效率極其低下，但通過政治民主化，讓權力處於社會監督之下，卻又正被中共千方百計地否定。這種情況下，設立一個國家預防腐敗局又有何用？

為解決文革後社會上的民主呼聲，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長期所處的獨裁專制政治環境局限了人們的思維，尤其是一手製造這種荒謬和扭曲社會的罪魁禍首歷代中共領導人，還加上了他們力圖維持政權的需要，說出來的話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摸著石頭過河
海外傳媒上衛子游先生提到的三十年前鄧小平的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其中之一。衛先生說：鄧小平要過河，無非是羡慕對岸豐衣足食，留在這邊吃不飽肚子（相比毛澤東堅持說我們這邊才是天堂，還要「解放」對岸「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能說出「要過河」已經是一大進步了--筆者注），問題是怎麼過？「為什麼偏偏要在別人沒試過深淺的地方渡河？為什麼寧可瞎折騰也不選現成的渡口過河？誰有甚麼資格拿十三億人的生命財產當試驗品？」於是，堅持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中國搞成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畸型社會，官商勾結、貪腐成災、道德崩潰、民怨沸騰，這就是放著別人紛紛成功過渡的現成渡口不用，有船不坐，非要淌水，執拗自己「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三十年了，十三億中國人被鄧小平裹挾著走到了河中心，這裏水流湍急，暗石險灘，稍有不慎隨時都會淹死。

自己都不清楚卻要搞社會主義
像這樣的政治笑話不勝枚舉。比如說，眾所周知中共為了奪取政權「犧牲了二千萬條性命」，奪取政權後更是令數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為的不就是共產黨宣稱的「共產主義理想」嗎？居然幾十年後，「從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一年，鄧小平同志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李君如：《鄧小平是怎樣思考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中共最高領導趙紫陽說：「什麼叫社會主義，我不清楚，你們誰搞得清楚？」（趙紫陽一九八八年初中共政治局關於擴大對外開放會議上談話實錄）換言之，就是說死了近一億人，到底為的是什麼？連自己都不清楚！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自設包圍圈，又要殺出血路
說到鄧小平讓經濟特區「殺出一條血路」更是嚇人，和平建設時期為何還要如此血腥？是誰用重兵包圍了你？是誰把你逼到牆角，逼得你不得不拚命了，要「殺出一條血路」？你這樣不就等於說：中國的專制政治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包圍了改革開放，一定要把這兩個包圍者殺得血淋淋，才能沖出包圍，走上正途？不就等於宣佈專制政治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改革開放的敵人？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四個堅持」？一方面叫人堅持包圍，一方面又叫人「殺出一條血路」，簡直是瘋子。

動不動就要「壓倒」
又比如說，毛澤東時代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現在清醒了，不敢說「壓倒」人家了，從鄧小平開始到今天的胡溫，轉口說「穩定壓倒一切」。動不動就要「壓倒」這個，「壓倒」那個，還要「壓倒一切」，這個口號也荒謬至極！西方民主國家人人平等，就算是總統也不可以「壓倒」平民，更沒有人可以擁有「壓倒一切」的特權；只聽說過「法律高於一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誰可以例外。中共這裏所說的「穩定」絕不是指人民的「生活穩定」，而是指他們獨裁政權的「穩定」；這裏所說的「一切」，包括人民群眾的基本人權：言論自由、維權行動……。換言之，這句口號說白了其實是：「不惜一切包括血腥鎮壓維護獨裁政權」。鄧小平說得很清楚：「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就是這個意思。

再比如說，中共整天叫喊「解放思想」，人類的思想活動其實是客觀世界在頭腦中反映，如果人的思想從未被束縛過，從未被禁錮過，需要「解放」嗎？你到西方民主國家去看看，人家的思想從來就是自由的，若你告訴他要「解放思想」，他一定會莫名其妙。中共提出這個口號，正好從反面說明了中共當權五十八年來，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自由已經被徹底剝奪，全國人民的思想都受到了嚴密的操控、嚴重的束縛和嚴厲的禁錮，已經到了僵化和壞死的程度，再不鬆綁解放，就要亡國了，所以才不得不叫出這樣的口號。

專制制度造成荒謬思維
總之，由於政權的專制、制度的荒謬造成了中國人異樣的思維方法和行動準則，和現代文明及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包括他們的最高領導人都不例外。根本原因就是從毛澤東那一代的綠林好漢到胡溫這一代的土知識份子都完全缺乏西方文明教育，缺乏民主意識，缺乏國際視野，缺乏對普世價值的認識，講出來做出來自然錯不自知，成了世界笑柄。要領導一個政府，管理一個國家，尤其是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欠缺以上的素質，談何容易！不幸的是中國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任由這些不具領導素質的人胡搞，無異是胡適博士所說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危險至極。最近還鬧出了「饅頭國標」、「秸?放倒證」等笑話。一個政府，連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都不懂，有甚麼資格去「管理」國家？有什麼資格去「領導」人民？

焦國標：《討伐中宣部 》

(博訊2004年3月28日)

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麼？是中宣部（及整個宣傳部系 統）。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是什麼？是中宣部。當下中國為邪 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宣部。何以 言之？誰都知道中國不是新聞自由太多，而是新聞自由太少，試問是 誰把本已少得可憐的新聞自由又來個缺斤短兩、橫挑豎扣？是中宣 部。新聞自由度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說，可以沒有政府， 不可以沒有新聞自由。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 都不許隨意使用，這分明是對最起碼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中宣部已 經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落後勢力的堡壘，在他們弄權得到快樂和賄 賂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形象、國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慘重的代價。 如果聽任其橫行不法、擅權禍國下去，不僅它自身將沉淪到阿鼻地獄 萬劫不復，便是中國改革發展的大業也將被大打折扣，中國的政治文 明進程將被大大延遲，我中國幾百萬人文知識份子亦且顏面掃地。因 而我們必須奮不顧身，起而討伐中宣部。


一、 中宣部怎麼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種大病 (博訊 boxun.com)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漢化。許多人都看過趙樹理的 《小二黑結婚》，現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諸葛和小 琴他媽三仙姑。在這兩位大神眼裏，今天“不宜栽種”，明天“不宜 出行”，後天不宜娶媳婦，大後天不宜嫁閨女。中宣部整治新聞媒體 不正與此德行類同嗎？今天不許再提蔣彥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後 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說媒體是“社會公器”，諸如此類。試問中宣部 這些禁令都是怎麼得來的？依據是什麼？比劉修德和三仙姑的“結 論”科學多少？他們的“不許”，毫無根據，絕對想當然，絕對人治， 絕對與人類基本文明準則背道而馳，與巫婆神漢違背基本科學常識屬 於同一個級別。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權威程度羅馬教會化。如今中宣部實在太正確 了，正確得跟歐洲中世紀的羅馬教會一樣，勢焰熏天，莫予毒也，炙 手可熱，誰碰到它都要被它燒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筆下永州之野產的 那種異蛇一樣，觸草木，草木盡死，咬了人，沒治。我們不能聽任中 宣部正確得像中世紀的羅馬教會，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部長神聖得像 紅衣大主教，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厲害得像永州的異蛇。新聞媒體監 督這個監督那個，誰敢監督宣傳部？“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 五更？”宣傳部門處分了那麼多的記者、老總，沒誰敢吱聲，難道宣 傳部永遠正確嗎？現在政府各部，無論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總還有 個法，可是中宣部發號施令根本沒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漢順口胡扯， 悖逆最起碼的人類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卻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 中國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陽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 國。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國最後一隻黑箱，我們不能答應它平安而威力 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屢屢修改學校教 材，篡改侵華歷史，把“侵入”改成“進入”。中宣部有過之而無不 及，凡歷史上的罪錯皆不許提，反右、文革、餓死幾千萬農民、六四、 哈爾濱的寶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這一切已經令所有媒介和學術 中人忍無可忍，令普通民眾傷心欲絕。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憲法殺手。言論出版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保障的權利，按道理說，中宣部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部， 就應該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捍衛者，而實際上它卻是憲法保障的公民言 論自由權利的最大侵害者，整個一個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憲法，自 己的政府職能部門不去努力保障它，卻是千方百計地折磨它，踐踏它， 這在當今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捍衛憲法，就不能不討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崇高理想，於行動上墮落為 中國共產黨的叛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向國民黨專制統治抗爭的時 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時期。有人將此期的重慶《新 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和一般言論文章擇要輯為《歷史 的先聲》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這些文章言必稱民主，言必稱言論 自由，是當時中國最偉大，最能代表先進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 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見中宣部已經如何深重地沉淪為共產黨原初理 想的敵人。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應該鳴鼓而攻之，決不可坐視 中宣部再如此隨心所欲地亂党禍國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戰思維的衣缽傳人。中宣部吹風，凡涉美國， 必是敵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 們就要反對。”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對外宣傳和事關歐美新聞報導的 指南。某出版社編輯報一個選題是《看美國人怎樣治國》，總編輯一 看題目，急了，問：“你什麼意思？”總編輯這話的意思是，美國人 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讚美的。中宣部訓話會一貫講究的就是這樣的導 向。美國的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當你把它誣為臭狗屎的 時候，實際上你已嗅著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進食。心地光明磊 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復正常的嗅覺，把狗屎稱為狗屎，把香餑餑稱 為香餑餑才是你的出路。否則必然身敗名裂，自己將自己掛上歷史的 恥辱柱。實際上你已經聲名狼籍太久，趕快懸崖勒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撓者，而不是貫徹者。 媒介中人，特別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領旨”聽訓的媒體領導人稱：你 聽中央領導講話，中國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聽訓， 中國簡直是烏雲翻滾，魔爪橫伸，整個感覺中央精神的頭號陽奉陰違 者，頭號克扣者，頭號反對者，頭號否定者，頭號干擾阻撓者，不是 臺灣，不是香港，不是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運分子，不是美帝國主 義，不是法輪功，不是六四死難家屬，而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中央宣 傳部。此時你禁不住產生今夕何夕的感覺，中宣部究竟是誰的中宣部， 它究竟是聽誰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還是黑暗的天下。筆者 寫此文，正值2004年兩會，這本應是媒體最活躍，中國人政治生活 最自由的時期，可是你看媒體被中宣部收拾得個個“清心寡欲”，家 家跟素食者似的，會上談的一些重大問題，修憲、拆遷之類，都不許 媒體自由言說，實在是與中央的中心工作對著幹。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與某雜誌社一位朋友通電 話，無意間談到他們最近一期雜誌刊載的一組關於信訪的文章。恰好 我也看了這篇文章，他說：“這組文章影響不小，連中宣部都打來電 話了，說這是迄今為止關於信訪問題最大的一篇報導。”我立即回應 道：“遠遠不夠！應該做一期專號。你們這一期做的是什麼呀？簡直 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訪旅遊，把信訪者的苦難當風景看，隔靴搔癢， 太輕飄飄了。應該照著督促和幫助政府徹底解決信訪問題的方向去 做，腳踏實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盡媒介之力，堅決挖掉 導致信訪現象產生和存在的各級毒瘤。前不久在網上我發表一篇《給 溫總理的一封信》，提請並奉勸他們這一屆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 力，解決人民群體幸福感指數過低的問題。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 而不幸福，人文環境不適合人類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國家的硬傷。 上訪就是這樣一塊硬傷，是老百姓幸福感的頭號殺手。我相信溫總理 能夠看到那封信。信訪的存在是我們不可饒恕的罪惡，居然聽任它存 在幾十年，實在太罪過！良心大大地壞了！”

聽我此番話，這位朋友接著說：“中宣部的電話不是來鼓勵的，而是 來責備的。說這樣報導會影響社會穩定。”我心中頓時無名火起： “這種混蛋！簡直是弱智！上訪者個個都是炸彈又能怎樣？對於十三 億中國人民來說，畢竟是極少數，怎麼可能影響社會穩定？何況上訪 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會去上訪。長期聽任上 訪的存在才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頭號原因，宣傳部的此類責備又是導致 上訪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源。如果媒體自由跟進，而不是像這樣被各 界宣傳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鎖，上訪現象早他媽八百年就絕跡了！”
形諸文字還客氣了一些的，在電話裏我跟潑婦和潑皮一樣破口大駡， 沒有一點風度和修養。我簡直是出離憤怒了！報導上訪怎麼會影響社 會穩定？不報導才會積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面對一個個悲慘的上 訪故事，你們居然能無動於衷，竟責備媒體報導太過，實在是太鐵石 心腸！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這樣的心智，這樣的冷血，呆在 如此重要的位置上發號施令，怎麼能不誤我蒼生，誤我中華！

非典期間，在衛生部舉行的那次究竟該如何公開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討 會上，有衛生部的官員擔心和盤托出真相會引起恐慌，我當即怒不可 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嗎？大家不都好好的沒有一個尋死上 吊投井跳樓嗎？別以為我們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現在就可以通知媒 體，召開新聞發佈會，立即向國人公開疫情真相。”衛生部領導真是 “從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開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們在電視裏 看到的張文康部長公開的那個來中國旅遊很安全那個“真相”。我插 這個曲是什麼意思是？是想說明，有些政府官員要比普通人懶惰得 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們大腦根本沒有科學縝密思維的影子， 完全是跟著愚昧的感覺走，跟著愚昧的想當然下結論，做決策，下命 令。口口聲聲為社會效益計，為國家穩定計，本質上是“誤國誤民， 實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護惡棍和腐敗分子。年前各新聞媒體都傳達 了中宣部吹鬍子瞪眼睛轉達的二十五個“不准”，其中一個“不准” 是不准各家新聞媒體報導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的消息。為什 麼不准報導？說是這影響了宣傳系統的形象。這個理由太邪惡！宣傳 部沒有免於被監督的特權。不許報導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 試問你代表了誰的利益？你代表了“雙規分子”的利益！這一“不 准”，讓新聞記者扼腕痛惜，讓腐敗分子暗暗稱快，這不是一個以宣 傳“三個代表”為業的機構可以說出口的話。真正是和尚打傘，無法 無天！請問一切正義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殺無數新聞 報導，每一個報導裏都是小民被欺；封殺一個報導就是縱容繼續欺壓 小民，做惡人的幫兇。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裏扒外。新聞媒體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孫子一 樣灰頭土臉。你管他就應該保護它，可是記者屢屢被打，從來沒見中 宣部站出來為記者說話，給記者撐腰。修理記者的辦法一套一套，層 出不窮，可到記者需要你為他們鳴冤撐腰討公道的時候，你烏龜王八 脖子一縮，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個！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貴族，實際上的金錢奴隸，銅 臭十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對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隨意叫 “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許多時候實際是權錢 交易，是權力尋租，是受惡人之托，忠惡人之事，拿黨和國家賦予的 媒介管理權為腐敗分子減禍消災，謀取私利。據一些大型網站和著名 報刊的從業者介紹，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傳為名，指令媒體免費給一 些文化商品做廣告。媒體該收的廣告費免去了，可是廣告主的廣告費 沒有免，哪去了？進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據可靠消息，寧波普陀 區曾拿八十萬請中宣部擺平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天津一個衛生事件 的當事人也曾拿出幾十萬元賄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殺中央電視臺的 報導。看起來是封殺一個報導，實際上就是庇護一群或一個惡棍，是 延續一個災難，是出賣黨和政府的形象以換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 部下令封死寶馬案，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有沒有接受事主的 黑錢？我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賢德，誰冒頭就封殺誰，誰的正義感突 出就“活埋”誰。現在中國不能有暢銷書，哪本書暢銷接著必有中宣 部跑步“滅火”。理由冠冕堂皇，內心陰暗無比。封殺一本有創意的 走紅新書，就是扼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摁下去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 或學者或報紙，就是摧滅中國社會的正氣。當下中國社會，之所以精 神創造力枯萎，道德淪喪，正義泯滅，邪惡勢力猖獗，正氣弱如遊絲， 中宣部要負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責。中宣部敗壞了中國政治道德和社會 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製造者。民工欠薪 多年，為什麼直到溫總理時代才真正著手解決？宣傳部一向不許媒體 報導，欠薪問題進入不了國人的視野，怎麼可能解決？上訪為什麼幾 十年不絕，有的祖孫幾代上訪，前仆後繼，為什麼？宣傳部為無數的 罪惡捂著蓋子。計劃生育有多少慘絕的事，都因為得不到媒體的報導 而屢屢重演。惡人不怕見官，就怕見報，新聞媒體本來可以為中國人 民做一萬件好事，解決一萬件災難，只因宣傳部愚昧落後的思維方式 和霸道武斷的工作方式，卻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絕，宣傳部 系統整個就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延續者和二級製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體老總們的是非感、正義感、文明感的戕 殺者。每次聽中宣部訓話歸來，受訓的媒體領導都大倒苦水，說坐在 中宣部的會議室裏簡直是時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說辭實在太違背時 代潮流。看上去他們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沒有半點損傷， 實際他們內心被大大挫傷，他們的是非感、正義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 的訓話徹底地損傷了。是非感的傷害是世間最大的傷害，正義感的被 蹂躪是最殘暴的蹂躪。


二、怎樣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銷各級宣傳部。美國有宣傳部嗎？英國有嗎？歐洲有嗎？都 沒有。誰有宣傳部？納粹德國有宣傳部，而且曾湧現出一位著名的部 長，就是戈培爾博士，“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這條謊言的 發明者。國民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有宣傳部，當時的中心工作是宣傳 “共產黨共產共妻”，宣傳朱毛的隊伍是“共匪”。宣傳部本質上是 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無中生有，壞事有中生 無；好事小的化大，壞事大的化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知客觀 為何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馳。殊不知宣傳部這種工作本身就 是罪惡，就是災難，就是政黨和政府自絕於人民之舉。中國政府如果 說在國際社會上形象不理想，應該首追中宣部的責任。它的工作性質 和工作方式都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傳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來，不得再採用三仙 姑式的巫婆神漢工作法。允許其依照現有工作模式運行，但是必須設 置監督環節，以節制宣傳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確得如同羅馬教會。具 體辦法有四個：辦法一，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項目，為中宣部的功罪 盤點，看看宣傳部系統在過去的歷史時期裏都立過哪些功，犯過那些 罪，哪些宣傳部長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功臣 畫進淩煙閣，罪人刻上恥辱柱。可以倒著清盤，從現任劉雲山、吉炳 軒開始，依次丁關根、王忍之、徐惟誠等，順著往上捋。

辦法二，建立宣傳部工作日志制度。宣傳部必須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 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殺令，明天舉了哪些黃牌，必須筆筆記錄在案， 昭昭在冊，以備查詢，以備監督，以備日後責任追究，以備日後歷史 的論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種企圖逃避責任追究和歷史審查，以 電話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跡的鬼魅做法必須堅決禁止。一件壞事， 新聞媒體正準備暴光，宣傳部的電話便斜刺殺來，高喊“刀下留人， 不許報導！”研究者對此類情況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 “穩定壓倒一切”之外，還要細心考察這背後還有沒有權錢交易？要 追問憑什麼你自告奮勇替壞人壞事捂蓋消災？魯迅先生說：“我是不 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我們有理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 推測宣傳部的這種“叫停”電話。一個‘叫停’電話，拿壞人多少賄 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給我從實招來！

辦法三，建立宣傳部工作事故追懲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責任追究制度， 宣傳部工作如果發生失誤，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應該有事 故追究制度。一句話，意識形態的超級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 白放過。當年的中宣部發動的許多反這反那的活動，現在看都是笑談， 視為醜事，為什麼不見有人為那些醜事、蠢事負責？

辦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體隨時將中宣部下達的各種“不 許”指令刊登在報刊上，或者發佈上網。中宣部也有這樣做的法定義 務，讓全國人民都來評價宣傳部下達的這些禁令哪些屬於正確的，是 功德，哪些是罪惡，是反文明，是傷天害理。各媒體老總，聽了中宣 部的訓話之後，凡覺得有違背起碼的文明社會常識的指令，都應該自 覺將其發佈上網。醜惡言行最懼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 也是被媒體老總們聽完不當、不正確、甚至反動的訓話之後“秘而不 宣”慣出來的。據一些老總講，中宣部訓話根本不講理性，不循文明 常識，也不講什麼媒體責任，有時甚至跡近流氓無賴滾刀肉的腔調， 充溢在訓話中的是酣暢淋漓的顢頇氣和管人欲。中國新聞媒介體系如 此龐大，而對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人民的福祉貢獻實在太少，禍根就 是整個宣傳部系統使出全幅力量，專以拖新聞監督的後退，拉歷史的 倒車為職責。實在令人痛心！實在令人憤怒！


三、中宣部挾王明、康生、張春橋極左歷史的餘威才這麼凶頑， 它的極左根子從未被清算
這些年新聞圈常用這個句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某報導夭折 了。”什麼是“眾所周知的原因”？實際就是宣傳部從中橫加干涉。 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報導，實際上是說雖然是公認的荒謬、 愚昧甚至反動，可是也不能不聽它的。這等於認可了宣傳部擁有了顛 倒黑白、強姦公意、指鹿為馬、不按常理出牌、踐踏文明常識的特 權。眾所周知的荒謬，而威力卻如此之大，如此“神聖不可侵犯”， 如此“不可向邇”，幾十萬新聞人，幾百萬人文知識份子，沒有人正 面抗爭哪怕半句話，實在是中國道德人格的恥辱！新聞圈裏的人都 說：中宣部的權威只隔一層窗戶紙，只是大家不願捅破就是了。為什 麼不願捅？是不敢捅。為什麼不敢捅？因為它太凶頑，它不講理，更 不講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惡棍較真兒。他加害了你，你連說理的地 方都沒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訴狀。這樣的現實助長了宣傳部 的行不由徑，致使其肆無忌憚地祭起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各種邪術 法寶來。整個宣傳部系統是中國新聞業正頭頂上的一塊烏雲，是新聞 記者的噩夢，它蔑視文明社會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 韙。它是黨和政府民意基礎的最大淘蝕者，是黨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 流失者，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製造者。

中宣部為什麼這麼凶頑？第一，這是極左歷史留給它的歷史遺產。從 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時代以迄於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 政治上的免責權。它做到哪兒哪兒是邊，即便事後證明宣傳錯了，鼓 動歪了，“城頭大王旗”可變，中宣部的地位卻一成不變，什麼責都 不用負，一不用反省，二不用懺悔，三不用問責。“反右”期間， “文革”期間，以及後來中宣部搞的反這反那期間，抓意識形態的中 宣部都紅得像烙鐵，毒得像異蛇，事後沒有誰向它“反攻倒算”追究 其過失。政治路線變了，人事變了，中宣部作為一個機構的紅和毒卻 一直沒變。中宣部從來沒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沒有變，它的思維方 式和工作方式從未被觸動，它的極左性、悖逆性從來沒變。要像清算 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那樣清算中宣部在過去歷史時期的一切 罪錯！第二，這是繼承前此意識形態衣缽的體現，固守著與時代相背 的國際冷戰思維。中國媒體說美國至今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中宣部才 真正是冷戰思維的烈女節婦。第三，把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看成是一 小撮人的禁臠，各種在它看來不順耳的發音器官都是沒有發聲資格 的。須知中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中國，是全體炎黃子孫的托身之地、 庇護之所，任何異類，你是民運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罷，都是 這片國土的合法繼承人，都有平等地在這片我們祖先共同開發的老娘 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達、自由言說的權利。我即便是不愛你中華人 民共和國，我也有在這片熱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監的權利， 因為這也是我的祖產。你中宣部部長的曾高祖在這片熱土上耕耘過， 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見者的曾高祖也在這塊土地上耕耘過，爺爺 們的孫子是平等的，是應該坐在一張圓桌邊共商國事的。可是中宣部 是不許你這麼看，這麼說，這麼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討伐中宣部”的十四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毛主席教導給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切反動派，都 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 而是屬於人民。”新聞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場合稱中宣部是當下中國 的“反動派”了。雖然“反動派”這個詞有泛政治化傾向，有“歷史 問題”，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諸中宣部的種種行徑，除了這個詞，別 的詞真的很難表達。中宣部的反動，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 不背不蓋赤裸裸的反動，是不折不扣的反動。

第二個理由，這是我的憲法權利。共和國裏不應該有老虎的屁股，共 和國裏不應該有任何免於詰問的聖物，共和國裏也不允許有歐洲中世 紀紅衣大主教那樣的聖人。

第三個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從上到下各級宣傳部系統的工 作，在我眼裏就像一個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囂著走向結薄冰的深 湖，又好比街頭惡棍行橫，卻沒人喝令斷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 的。他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不利於任何人。他們自認為“守土有 責”，是忠心耿耿為黨和政府“看家護院”。在我看來，他們是陷黨 和政府於不義。他們出臺的每一個“不許”，都經不起推敲，都是愚 昧的“結晶”，都誤黨和政府的事業。報導上訪會“影響穩定”就是 最典型的例證。究竟會不會影響？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會怎麼影響？ 他們調查過嗎？他們研究過嗎？他們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的？沒有一 點科學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懶惰！全是冷血！

第四個理由，他們對人類文明常識的踐踏令我忍無可忍。他們不許媒 體用“公民”一詞，要用“老百姓”，不許“民主”、“自由”的字 眼隨意上媒體，憲法上可以用，十六大報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隨便 用，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當擺設。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這是人類之敵、文明之敵、民主之敵、自由之敵！這是“敵我矛 盾”！這是對60萬中國新聞人最起碼的職業理念的踐踏，是對幾百萬 人文知識份子最起碼的人文情操的蔑視和挫傷。這種反對起碼的新聞 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徑，充分說明他們不是黨和政府的思想衛士，不 是“三個代表”思想的貫徹執行者，而是愚昧落後文化的代表者，代 表著人類腐朽沒落的文化墮落沉淪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個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著中宣部這個機構就這麼自 我毀滅，更不忍心聽任你們繼續毀滅中國尚存的一息精氣神。我必須 像佛教大師那樣對你們加以“當頭棒喝”：“休得無禮！不許走那條 路！”
第六個理由，別的部和部長都可以成為媒體“挑剔”的對象，國家主 席和國務院總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評”，憑什麼中宣部就不能被“說 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鐵道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等，及其 部長，都受到過媒體的質疑和責問。特別是鐵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樣 受到國人的圍攻，說春運漲價實在可恥，是“大發中華民族團圓財”。 中宣部每一次發佈“不許令”，新聞界都會經過一次全國範圍的心靈 折磨，整體地灰心傷氣，罵罵咧咧，痛不欲幹新聞，然而卻向來無人 敢反問一句“你的‘不許’合適嗎？你憑什麼‘不許’？”如此不得 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無窮，憑什麼？憑什麼宣傳部就是貓， 而新聞媒體就是老鼠？誰給中宣部這樣被監督、被批評的豁免權？

第七個理由，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氣發佈 二十五個不準時，新聞圈朋友聚會時總半真半假說“河南人都什麼玩 意兒！”一位級別挺高的新聞界朋友說：“春天他們這一屆（中宣部 領導）初上臺時，加上正趕上非典，新聞宣傳通氣會上對媒體老總還 客客氣氣。現在，牛得很，凶得很，一點不客氣！眼空無物，去聽精 神的仿佛都是三孫子。”河南人抓意識形態讓人不放心。向來中國災 難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災難的總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識形態過敏。 1942年河南餓死一百萬，二十年後的1962年，河南餓死人更多，禍根 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竅。河南的官員大多“忠心向上”。上邊未必 是那樣的意思，跟來跟去實際上是跟了魔鬼。上邊有上邊的事，他不 會覺察你看起來跟上面，實際上已經跟了魔鬼。於是你越跟越遠，最 後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殺手。我不相信中宣部發佈的二十 五個“不許”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揀選出來 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讓同志們發揮主觀能動性”， 於是中宣部把領導人的信任做到于國於民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程度。 “防火防盜防河南人”，這令人痛心。我們不能聽任全中國的輿論環 境都發生河南化。

第八個理由，這是我的一種文風自覺。梁啟超把時務文體發展至極致， 胡適把白話文張揚到極致，徐志摩把新詩發揮至極致，魯迅把雜文發 揮至極致，李敖、柏楊、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 臻其極。他們的每一個極致都為漢語文和漢民族做出不可磨滅的貢 獻。我也希望把這種不忌生冷的文風發展之極致，為漢語文和漢民族 的發展略盡綿薄。書生報國無長物，惟有手中筆如刀。

第九個理由，前輩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彌爾頓寫了《論出版自 由》，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千五 百年前駱賓王就寫了《討武照檄》，尼采說“上帝死了！”章太炎斥 光緒帝是“載恬小丑”，梁啟超嘲罵袁世凱“異哉所謂國體問題”， 五四先驅喊“打到孔家店！”張季鸞數說“蔣介石的人生觀”，郭沫 若叫人“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傅斯年寫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 走不可》倒“皇親國戚”，前賢相望，史不絕書，我說句“這個樣子 的吉炳軒非走不可”，或喊一聲“討伐中宣部”，較之這些前輩，有 什麼大不了？實在小菜一碟。再者，新聞媒體上國外整天喊總統不稱 職，要下臺，部長有劣跡，快滾蛋，我就不信中國人喊一句“討伐中 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該死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 想當彌爾頓的知識者不是好知識者，我想做一個好的知識者，我想做 中國的彌爾頓，我想讓這篇《討伐中宣部》成為彪炳史冊的歷史文 獻，就像《論出版自由》一樣，就像《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 樣。

第十個理由，為後輩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為後輩開闢幸福自由 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為忌諱，這災難太深重了吧？何時 是盡頭？鱗介羽毛尚知為子孫計，何況我圓顱方趾的人類？千人諾 諾，不如一士諤諤；文王諤諤以昌，紂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個理由，人不親行親。你是抓新聞工作的，我是研究新聞工作 的，新聞工作的抓法也是新聞研究的物件。我們本是一家，共同對同 一個“東家”的興衰負責，那就是中華民族。我們應以輻輳之勢指向 我們共同的軸心：父母之邦！炎黃之族！

第十二個理由，生態學的依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蒼鷹更後。權 力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中宣部如此絕對的權力為什麼 就沒有監督？誰能保證它不腐敗？它不以權牟利？中宣部後面也應 該“黃雀”，沒人敢追問他打一個“不許報導！”的電話背後是不是 收受了別人的賄賂，這是生態學常識不能答應的。恐龍沒有天敵，最 後還是滅亡。大家彼此應該“互相監督，切莫違犯了”。

第十三個理由，大不了一死，我還正不想活了。每聽說中宣部又出臺 新“不許”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氣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離圓明園、 頤和園都很近，那裏到處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樹枝有一千萬個 不止，找個僻靜之地，“自掛東南枝”算了，不看這個世界了。這都 是什麼混帳“不許”啊！實在沒什麼法子讓中宣部醒來呀！人固有一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讀研究生時一師兄常說：“司馬遷寫 《史記》蛋砸三磚。”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讓他寫《史記》，成嗎？ 我想遍憲法、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種法，討伐中宣部該不著死罪。 既是“活罪”，就更沒什麼好怕。不就是蹲大獄嗎？沒准還撈個“秦 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銀行，有利息，不貶值。現在凡叫得上 名字的老人物，有幾個沒蹲過秦城？甘地說監獄是大英帝國免費的旅 館，住著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國監獄與大英帝國的監獄在這一 點上文明程度一樣，也是全免費的（曾經有一個時期不太一樣，槍斃 一個“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屬得拿五毛錢的子彈費，不然不 得收屍）。不就是性生活懸空嗎？練“在獄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 不好嗎？還能比上高中、上大學差？高中、大學時我就餓過肚子，沒 什麼大不了。受過苦的人有擔待。前幾天看鳳凰衛視，許戈輝採訪丁 玲老伴兒陳明先生，說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麼時候啊？正當物質匱 乏。現在，全國人民都不挨餓，還能虧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點兒 小打嗎？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蟲的假死。一打，假死了， 諒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話說過來，打死也沒什麼，孫志剛不是就被 打死了嗎？不死哪能成聖啊？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想成聖賢不顧老 婆孩子。這一點西方人更可取，想成聖賢就不成家，當年來中國傳教 的那些耶穌會教士就是這樣，“不婚不宦”。如果讓我自己“定罪”， 我既不該死罪，也沒有“活罪”，討伐中宣部，推動中國當代社會文 明，功勞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個，跟前面提到的諸位前人一樣， 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個理由，我對苦難的敏感度比較高，對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較低。 上訪和民工欠薪二事，誰要說影響穩定，不能報導，我就特別痛恨。 元旦那天，胡主席對全世界作個簡短的“新年獻詞”，呼籲、祝願世 界和平。聽了我很生氣。呼籲、祝願什麼世界和平啊，呼籲拖欠的民 工款全還了就行了！祝願全中國的上訪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復就足夠 了！就功德無量了！元旦那天夜裏，我做個夢。我到頤和園遊玩，一 個人影都不見，一個大園子裏就我一個遊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 地走，就這麼來到十七孔橋上。低頭一看，橋拱最高處有一雙鞋，鞋 尖對著北邊的石欄杆，放得特別整齊。人投水死了，剩下一雙鞋，讓 人注意。這是我見這雙鞋子的第一個感覺。接著一個感覺是發現這雙 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經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尋找沒 死的證據。末了我發現鞋裏有一封信，是寫給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 理的。信的大意是，你們為什麼不下死命令解決民工欠薪問題？你們 為什麼不壯士斷腕下死力解決上訪問題？今天我要死給你們看！明年 再有欠薪，再有上訪，我在陰間決不饒恕你們！瞧瞧，我已經在夢裏 “死諫”，以死抗議政府對上訪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貪賄的“穩定觀”，確立科學的穩定觀
在中央要求各級領導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中宣部動輒以“影響穩定” 為由封殺新聞傳媒，我們必須重新打量這個理由，培育起科學的發展 觀。據我思索，穩定有三種狀態，一是常態穩定，一是不穩定狀態， 一是超穩定狀態。超穩定狀態就是死態，就是化石狀態。中宣部現在 搞的穩定就是超穩定狀態，中國新聞媒體已經被它搞得化石般穩定。

以“影響穩定”為由封殺新聞報導的根源也有三個：一個是中宣部冷 血愚昧，像報導上訪、欠薪會影響穩定，報導計劃生育的野蠻做法會 影響國家形象，諸如此類，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關於欠薪的報 道這麼轟轟烈烈，不僅沒有影響穩定，反倒國家因此穩定許多，政府 因此親和許多，這充分證明過去中宣部以“影響穩定”為由扼殺新聞 監督的行為是多麼的愚昧和大錯特錯。它大大推遲了中國社會的文明 進程，在世界國家之林為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個根源是中宣部權力尋租，這邊拿了人家的錢，轉臉就以“影響 穩定”的名義喝令焦點訪談或其他什麼媒體不許報導。據可靠消息， 沒有中宣部擺不平、封不殺的媒體，只有新華社的內參除外。所以給 中宣部送錢免災的惡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華社內參盯上了，上供中 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為“影響穩定”，從而加以封殺，對此我們要厲聲問一 句：“影響了誰的穩定？”影響了國家的穩定嗎？非也！影響了腐敗 分子的穩定！影響了寶馬案肇事者的穩定！影響了雲南省委宣傳部部 長的穩定！針對中宣部號稱的“穩定壓倒一切”，我們不能不問一聲： “誰的穩定壓倒一切？”從中宣部叫“停”的一個個報導裏我們看到， 是腐敗分子的穩定壓倒一切！是邪惡勢力的穩定壓倒一切！是欺壓良 善弱小的人的穩定壓倒一切！是有錢給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穩定壓倒一 切！是克扣民工工資的工頭的穩定壓倒一切！是逼迫苦難的人民群眾 千里萬里走上上訪路者的穩定壓倒一切！

第三個根源是確實可能影響穩定，於是喊“停”。對此我們還要問一 問：到底影響的是哪一種穩定？是常態的穩定，還是超穩定？如果影 響常態穩定，是該喊“停”。如果影響的是超穩定，那是應該影響影 響的，再不影響影響就死屁了，萬馬齊喑。什麼是常態穩定，什麼是 超穩定，什麼是不穩定，必須有個科學的指標，而決不能允許像過去 那樣，跟著冷血、愚昧、貪賄者的感覺走！中宣部對中國文化事業的 管理，遠遠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國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還要落後。對 此我們不能無動於衷。

已經是數位化時代，中宣部的決策也要數位化。已經是透明的時代， 中宣部的決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見“中宣部”的 招牌；撥北京的114查號臺，你查不到中宣部的電話；網上搜索“中 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閉目塞聽，以不變應萬 變，悖逆時代而存在的“機關”！中宣部是地下黨，還是黑社會組 織？它為什麼膽敢這麼無視公眾對中宣部的知情權？中宣部早已不是 黨和政府的意識形態看門人，而蛻變為有著獨立經濟利益的險要“機 關”。它擁有對全國龐大的新聞業說一不二的“叫停”特權，它安享 著“說你影響穩定你就影響穩定”的鑒定壟斷權和由此帶來的誰也不 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經是聽證的時代，中宣部每發一 號，施一令，也必須建立在嚴格科學理性的基礎上。保守的，歷來以 極左聞名的，冷戰思維孑遺的，誰也說不清它究竟接受過多少黑錢， 誰也說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體上失聲的中宣部， 該徹底清算了！誰左誰當宣傳部長的恐怖時代該終結了

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致胡溫公開信

請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呈遞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致胡溫公開信(1)——對策和諧社會作者：汪兆鈞


尊敬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二位領袖，您們好！


我是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
黨的十七大會議已經結束，進一步確定了領導地位的您們二位，應當有精力和能力貫徹您們的施政方針了，故本人寫此信：對策和諧社會。
錦濤主席上任後即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這確實切中了當前中國社會的要害，深得海內外的好評。但是，時間過去良久，中國的情況並沒有往好的方向，往您們的執政理念上改變，恰恰不少地方變得更糟糕了！
固然，社會上人們有所議論：您們的權力還受到制約，“政令不出中南海”，云云。然而不管怎麼說，十七大開過了，您們的施政目標應當實際地展開了，您們的色彩、旗幟應當逐步地亮出來了！有人說：已經亮出來了，就是十七大會議公報，決議，文件！
但是，根據國際共運史，特別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文件，均是妥協的產物。代表大會之後的內容多多，多多！
我國人民在期待中度過了您們二位的第一個任期，您們的第二個任期，決不能再如此度過！因為中國的現實，無法讓您們再如此度過！
一、橫在中國社會的一對子母彈
中國社會已經預埋了眾多的炸彈，並非言過其實。如果說有的可以拖到您們第二個任期結束以後再說，那麼有的則是無法繞過去的，即當前必須面對的炸彈！
（一）橫在中國社會的第一顆炸彈 —— 股市（一）
當前中國的股市已是“皇帝的新裝”，幾乎誰都意識到它已蘊含了巨大的泡沫，但它還在瘋漲！因為媒體都在鼓噪：“這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是百年不遇的大牛市！”當然，主要是您們希望它是大牛市，作為普通老百姓也都希望它是大牛市。但是，現實情況會對我們所有的人開個大玩笑！
今天中國的股市已經不是兩年前，股改以前的中國股市了！
如果說創建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是在政府的一手操作下，為當時的國營企業改制募集資金所為。那時候還是小試牛刀，跌宕頻起，黑幕重重，多年熊市即使跌到穀底對我國的社會和政局不會有大的震盪，那麼如今情況已經變了！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股市一路狂升，A股市值截至到2007年“5.30”，由3萬3千億元，飆升至18萬億元人民幣。中國股民已超過一個億！而就在我收筆此信的前夕，不到半年時間，中國股市又往前沖了1/2！這樣，中國股市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中國股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其能量已經可以撼動中國社會了！
然而，中國的股市卻並不是大牛市，而是一場大賭局！原因如下：
1、中國股市先天不足：
中國的“股改”事實上截止到目前還只是一個概念而已，充其量只是將腐朽的“非流通股”逐步轉化為市場的“流通股”，卻並沒有觸及上市公司內部的改革。
因此這些政企不分，黨政不分的上市公司還如國營企業一樣，普遍地上演著一出出太平天國的宮廷劇：董事長洪秀全深居簡出，貪圖享受；實權人物楊秀清、韋昌輝們各圖所需，爭權奪利，當這些“王”們相互矛盾達到頂點，即進行一次內訌，周而復始！
這些上市公司甚至比國營企業更糟糕，因為他們除了有“非流通股”使其穩坐太師椅，“流通股”還在進貢！——這是他們的特封資源！
而證監會呢？政府的特命全權大臣，經過它的審查，會將溢價幾十倍的股票拋向二級市場，在人為製造泡沫！壟斷、腐朽、治理不當，這是從上到下，一連串，系統性的中國股市存在的問題！
2、中國經濟先天有病：
為什麼中國“股改”這一概念剛剛飄上藍天，就會出現銀行資金大搬家呢？本來證監會擔心股改因缺少資金難以為繼，有關方面向外國投行賤賣國有股，卻想不到一下子變得資金氾濫！他們確實沒有看到中國銀行業已如爆炒的鍋，資金已按耐不住要往外跳！——因為中國的經濟投資無益，負利率過高所致。所以並非中國的經濟好得錢多得過剩，而是中國的資金找不到增值的出路，中國的經濟先天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3、一場大賭局：
股市，本是以其可知與不可知的金融博弈去化解、平衡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類難以預測的風險。但尚若它能被人一眼看透，那麼被看透的目標就是股市積聚能量的爆破點！
中國股市一向被人認為是政策市，政府市，這已是國內外的共識。
然而，因為中國共產黨一貫偉大、光榮、正確！一貫突出政治！因此，為了保證黨的十七大的順利召開，以及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體面、隆重地……，這樣一來，中共政府目前起碼在形式上承擔著中國股市的全部風險！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願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共政府卻緊緊地攥住股市，這樣就把一顆炸彈牢牢地綁在自己身上，這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當然，您們可以掩蓋股市的危機，寄希望於一系列措施，“渡過”這一危機。如已在進行中的：香港紅籌股回歸；將國資委屬下大型央企重組上市；加快民營高科技企業催生入市；開通QDII；央行加息、減稅、提高法定準備金率；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等等等等。
且不說這些措施的實際效果，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您們不能改變一個規律—— 經濟規律！
（二）橫在中國社會的第二顆炸彈 ——物價
當中國股市繼續維持賭局式的“大牛市”，中國的物價將不能遏制地非正常上漲，一直上漲到人民不堪忍受的地步！
“股市——物價”，形成橫在中國社會的兩顆炸彈！是您們，我們，大家都無法繞過去的一對子母彈！
當然，物價上漲除股市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而這一切所帶來的災難，將不亞於股市崩盤的後果！
對策：十七大已經結束，您們的政治目標基本達到。本人建議從現在起政府逐步脫離股市，中國股市的脆弱性，泡沫隨時會破裂。這比拖下去要好，拖下去，儘管股民還會嘗到點甜頭，但損失將更慘，失敗的股民將更多，積怨也將更深、更大！為此全國人民買單將更加痛苦！應當讓中國股市的泡沫儘早捅破，但盡可能和緩地、有控制地捅破。
而這是很難的，實在難以避免股市和社會的震盪，但此責任不在本屆政府，是歷史原因所造成，應當向全國人民解釋清楚，明確地說：這是一件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因此，以此為契機，全方位推進中國的股市、金融、乃至經濟和政治的改革！
您們向人民說清楚，並推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張和措施，人民是會理解的，是會諒解的。
而這次股市泡沫的破裂，將為您們提供對中國的全方位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以最佳的契機和資源，這實在是對二位領袖政治魄力和才幹的絕佳考驗！
但是，如果股市泡沫破裂了，而您們卻不改革，文過飾非，可以想像將醞釀中國社會怎樣的危機！
二、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
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十分必要。這樣就使我們正視現實，實事求是。而不會拒絕進步，一味“堅持”，誤國誤民！
2003年，安徽省政協在開常委會期間，考察了省內幾個城市。在省會合肥，考察了新興工業和開發區。這個城市至少有3個“汽車製造廠”。在龐大的生產線和隆鳴的機器聲中，我走到市長旁邊不無恭維地：“您是這個城市的總經理啊！”市長自在地點點頭。
可是事後我一想：這個城市的3個“汽車製造廠”，與其製造相同車型的製造廠，在全國都最少不下於3個，即這個城市的汽車工業只在國內最少有9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天啊，這上百億元的投資風險太大了！
參觀開發區，一個規劃中的科技城已經報批，正在興建，面積30平方公里！即42個北京故宮的面積！而我明明知道，這個城市10年前就已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一半的廠房在曬太陽，那麼何故又來一個“科技城”呢？我是安徽省唯一的“科技實業家協會”的一名副理事長，我們的辦公地點就在合肥，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有哪一位市長或哪一位省長，跨入我們協會大門的一步！就憑合肥有個中國科技大學，就建這一“科技城”嗎？那麼，在中國科技大學裏有哪些科技專案有應用價值？這些項目還有多長時間才能走出實驗室？走出實驗室後實現產業化還需多長時間？需多少投資？而那時市場情況怎樣？國內和國際有哪些競爭者？競爭者大致情況怎樣？……我可以說，這些問題，無論市長，還是省長，他們幾乎一概不知！
當然，我們不能過分要求他們一概都知。但是中國的問題就在這裏！這個“科技城”是政府經營的，“科技城”的長官是政府任命的，投融資和土地批租都是以政府的名義進行的！我們的政府官員本來就不該直接去搞經濟！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集中在兩點：黨政分離；政企分離。這是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和知識精英們總結了建國以來多方面的經驗，準備對中國進行改革，起步的大計方針。然而“六四”以後終結了。因此，今天無論“主流經濟學家”們設計多少“改革”的方案，無論洋博士還是土博士，這些“精英”們搬出多少理論和名詞，只要回避“黨政分離，政企分離”這一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點，都是空談！
對42個北京故宮的面積進行開發建設，其投資規模是可以想像的。而10年前始建的那個開發區，除了地皮漲價了，另一半廠房還在“招商引資”，可見如今這個“科技城”的命運和將走什麼路，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今天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動力不是市場的行為，而是政府的行為，具體地說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是地方政府某些官員的行為！於是：有目標，無市場；有衝動，無計畫；有眼前，無將來。那麼，它就類同於1958年的“大躍進”！
它與1958年“大躍進”的不同點是：金錢代替了口號，個人主義代替了集體主義。而相同點是：都不講科學，都是“堅持党的領導”！
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在官僚們的興趣點上會突飛猛進；在他們的興趣之外，則艱難求生，如眾多的民營企業；而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則是破壞和倒退!
我曾經到我家小保姆的家鄉去拜望，這個離省會城市合肥距離不到50公里，離這個“科技城”不到45公里的村莊，天啊，《血戰台兒莊》這部電影如果在這裏拍攝，簡直不用佈景，躺幾具屍體就可以了！我潸然淚下：原來中國的農村還這麼窮！農民還這麼苦！
如此相近的距離，而如此巨大的反差，這經濟的發展能“可持續”嗎？
一個生動的例子：我們今天的“新晉商”挖煤，把個花果城變成了污染城，逃難城，廉價的煤賣給日本人，日本人把煤倒入海裏埋起來，曰：“留給後代們”！——聽了這一真實的故事，不知我們中國人是什麼感受？
今天，我們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的情況是：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飛機；一台DVD出口僅1美元利潤，而要給外國公司繳納4美元以上的專利費！我國一些所謂“高科技”的機電產品其利潤率也只有百分之幾，如果人民幣升值，不少出口企業面臨倒閉！……我們中國的勞動力就這麼不值錢！我們中國人就這麼笨！這種外貿“順差”有什麼可自豪的？這種外匯積累有什麼可炫耀的！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因為中國經濟基礎的薄弱，父母官們靠著手握的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是十分必要的話，那麼今天，依然在低端產品上徘徊，就十分明顯：懶惰、迂腐和腐敗！政績也就變成了敗績！
中國有市場經濟嗎？有。這些“政府經濟”，官僚經濟，都已經市場化了，沒有金錢的動力，它是不會突飛猛進的！但中國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嗎？不！“政府”，它不是一隻“無形的手”，而是一隻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經濟，它可以調動所在範圍和地方的一切資源，卻可以不為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價、風險和損失負責！正因此，在中國，尤其在當前，必須有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否則，局部的“有計劃”，而全局的無計畫，它比任何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來得更快、更猛烈的崩潰！
不管怎麼說，中國終究是在巨大的艱辛中，在“政府”經濟，在官僚經濟的主導下，積累了龐大的資本。這是透支了資源、環境、和勞動者的健康和幸福為代價，來之不易的積累。但是，這積累又回過頭，去給處於內虧內虛的資源、環境、和勞動者們補血了嗎？去為可持續發展，去為全球化國際分工中，中國地位的提高而投資於科技、教育和醫療衛生，使我國綜合國力提高了嗎？——
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貌似中國富裕了，中國強大了，卻造成巨大的流動性過剩！中國真的資金多得“過剩”了嗎？這完全是個假像！而這個假像很快就會被捅破！
這些“過剩”的人民幣，因為中國金融的壟斷和僵滯，無法到達它應去的地方：民營企業除了行賄取得貸款，就是嗷嗷待哺艱難掙扎；科技產業化在民營高科技企業裏幾乎不可能，而在國營企業裏呢？除了在官僚們的興趣點上，否則均無所作為！至於需要大筆資金的農業和環保，不要說農業現代化，就連農業水準的提高都蹣跚前行，環保則一塌糊塗！
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和腐敗，長期負利率，使儲戶忍無可忍，終於“股改”這一契機，大筆資金湧向股市！通過股市，又流向了中央政府無法控制的廣闊領域，特別是流向了中央政府最忌諱的房地產行業！當前，宏觀調控客觀上已經失靈。
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吏們，以更加的激情在繼續創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
如果說，透支資源和環境是可以掩蓋的，資源離大眾很遠，環境造成的癌症20年後才爆發，到那時，誰之罪？鬼知道！那麼股市泡沫的破裂，物價使人無法忍受的上漲，都將在不長的時間裏把這“高速增長”的神話吹得煙消雲散，“大國崛起”的夢也將隨之破滅！那時，留在中國大地上的是燈火輝煌的高樓大廈，品質不高的高速公路、鐵路、橋樑、電訊網路，高能耗的發電廠、重化工企業和低水準的加工廠，以及短缺的資源和污染的環境。而我們的軟體：真正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運作模式，幾乎都要從頭開始！至於現代文明國家的精神財富，則因為社會性的普遍腐敗，而要從負數開始！
事實上，冷靜下來，中國經濟的所謂“高速增長”，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它不僅僅是因為糟蹋資源，破壞環境，使少數人賺錢，多數人受害。更形象地說：是父親把兒子、孫子、和曾孫子的錢包打開，不顧一切地把錢裝進自己的口袋裏，留給兒孫們的是災難和懲罰！
三、泡沫“永不破”的中國房地產
如果說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是靠“政府”經濟，特別是地方官吏的激情所創造的話，那麼，中國的房地產業就是這一經濟模式的集大成表現！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早已形成，儘管中國具有房地產消費的巨大市場，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使房價上漲最快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其成品房的空置率卻相當驚人。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房價不降，反而上漲！這顯然違背了市場規律！
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政府掌握土地，將土地開發，拆遷，對外“招掛拍”。掌握土地的政府即“大老闆”，是不會叫房地產跳水掉價的。因為這關係到大金庫，小金庫，政績和個人的錢包。
正是因為“大老闆”堅定這一不叫房地產跳水掉價的“基本點”，追逐風險最小利潤最大的資本就會湧入，就會把地價和房價統統炒起來。在土地資源短缺，資金難以找到增值出路的中國，經濟蕭條反而表現在房地產的紅火！
那麼房價越炒越高，房屋空置率越來越大，泡沫是否會破裂呢？
回答：不會的。即使“宏觀調控”一屢屢“新政”面世，隨即短時間拋售房屋，房價下跌，而根本不會動搖大老闆的“基本點”，所以房價還會回彈，除非中國金融整體崩潰！而這正是中央政府所最擔憂的！
因為“大老闆”的錢袋是國家銀行，房地產泡沫在中國不是表現在房價跳水下跌，而是表現在國家銀行的爛賬。因為國家銀行的支持，“大老闆”就能站穩“基本點”，只要站穩“基本點”，各路資金，包括海外資金就會蜂擁而入，“大老闆”就轉危為安，欣喜若狂，敞開大門……
顯然，這“繁榮昌盛”，這“高速增長”，給中央政府帶來的是整體的全局性的災難！
對策：土地私有化。
無論城市的土地，還是農村的土地，都應當私有化。
當今，我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只要遇到征地，遇到拆遷，就會官民對峙，警民對立。官吏振振有詞：“土地國家所有”！他代表國家，而掩蓋官商勾結的黑幕。在和平年代，經常出現類似戰爭的場面，這在世界上也是一個奇跡！因為我們的政府成了賣地者，成了與民爭利的商人！
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國的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合理！土地所有權存在法律上的錯誤！
先說說農村的土地所有權：目前中國農村的土地說到底，仍然還是30年前，甚至40多年前的“包產到戶”，也即是上世紀60年代初，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抵制毛主席的人民公社給中國農村帶來摧毀性的破壞，在當時所採取的補救性措施！而即使這一補救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無情的批判。所以，客觀地說，在剛剛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夢魘，在改革開放之初能提出“包產到戶”已經算是一個大膽的創舉了！
但是我們不能在此基礎上踏步！如今30年過去了，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我們還仍然沿用著上世紀60年代初劉、鄧應對毛澤東的臨時性措施，竟一用30年，不敢往前邁一步，中國農村怎麼能富裕起來呢？！
改革開放之初的“包產到戶”，事實上已經否定了我國農村從土改以後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差的只是再往前邁一步！——
當今我國的決策者必須面對這一現實，往前邁一步！——把土地所有權歸還給農民！不是把土地使用權“承包”給農民，而是把土地所有權移交給農民，農民才會對土地心貼著心，中國農村的貧困面貌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否則農村的一切“改革”都只是細枝末節或隔靴搔癢！
當然，有人會說：“這樣，農村會兩極分化，貧困的農民會出賣土地，……從生產力的發展，合作化、機械化，……”等等等等！
這些都不是問題！學學世界各國的經驗好了！遠的不說，看看鄰國日本土改的經驗，再看看我國臺灣省土改的經驗，他們結合本國本地的實際情況，使農業實現了現代化，不是個別農民富裕了，而是作為一個整體，整個農業跨入了現代化！
再說說城市的土地所有權：“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我國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以及1978年憲法，均未如此提到，直到1982年憲法才有如此文字。對此當時的彭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解釋如下：“關於土地的所有權問題，憲法草案從我國的現實狀況出發，作出了明確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那麼當時是什麼“現實狀況”呢？
當時的現實狀況就是：1949年建國以後，在我國的城市，除沒收“三座大山”和所有“壞分子”的房屋後，還有50%以上的城市房屋屬於一般老百姓所有。50年代後期，這些房屋均由政府出面統一管理對外出租，屋主就拿租金。這就是所謂“經租房”問題。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片革命聲浪中，屋主的租金被停止了，房屋就相當於被沒收了。既然房屋被沒收了，那麼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被沒收了！正是基於這一“現實狀況”，所以1982年憲法就開天闢地：“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樣一來，所有城市居民，包括自己居住，不對外出租房屋的居民，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都屬於國家所有了！
——不知彭真委員長是被文化大革命鬥怕了，所以甯左勿右，還是這老一代革命家疏忽了，既沒有認真審視眼前，更沒有展望未來，總之，這實在是欠考慮的幾個字寫入了憲法，給中國社會埋下了隱患！
試想：如果中國的城市建設總要伴隨著因此官民爭地的衝突和“戰爭”，中國社會談何穩定？怎樣和諧？目前新建的房子均在改革開放以後，有的已快30年了，20年後土地使用權結束，而那時中國幾乎所有城市人口都是屋主，這類“戰爭”還能進行下去嗎？
顯然，改革是必然的，改革是必須的！
尤其當前，我國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如何使它擠掉泡沫，回歸市場？那麼，將土地回歸自然，回歸私人所有則是必由之路！必須之路！
試想，土地歸私人所有，隨行就市，哪兒來那麼多“戰爭”？國家每年徵收較高土地稅，誰還囤積土地？對多餘的房產加征財產稅，誰還去炒房產？要想使我國的房價真正地、實實在在地降下來，就必須從根本上剷除土地和房產，這兩方面的炒作源！從根本上切斷不正當利益的管道！從而客觀上消除不正當利益的所得者！
土地私有化將使我國農民整體脫貧。因為土地具有價值。土地私有化將使我國農民具有主人意識，公民意識，土地利用率提高，社會穩定。土地私有化使土地增值和流通，這兩者均增加國家的稅源。這比一次性“招掛拍”的賣地收入即豐厚又便於管理，切斷尋租源，顯然對國家有利！
四、社會不公，後患無窮
一個社會如果連穩定都無法維持，和諧就成了侈談。社會不公，就無法穩定和安寧。
我國從上世紀末開始的國企改制，使很多下崗（失業）職工在維權、抗議，2005年的又一波改制，抗議面進一步擴大，今後的大國企和央企將如何改制？這不能不作認真的考慮！
我國的國企改制所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目前已是全社會的共識。
我查閱了國資委有關國企改革的兩個文件：《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2005年4月）和《關於進一步規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2006年1月）。
為什麼國有企業產權只向管理層轉讓？為什麼不以股份形式向全體職工轉讓？全體職工可以作為股東，投票聘任管理人員，這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職工又是企業主人的現代企業管理理念！而國資委的檔恰恰與他們自己所宣傳的現代企業管理理念背道而馳！
無論這個企業富有，還是要破產，企業職工每人一票，一切透明，什麼問題都好辦，否則一切問題都難辦！這麼簡單的道理，國資委會不知道？回答只有一個：他們的思維模式已定格，利益明顯偏向了一邊！
儘管國資委檔中指出：管理層要“提供受讓資金來源相關證明”，但是中國的國情，規規矩矩的管理層哪兒來這“受讓資金”？國資委檔中類似這種文字都是做秀文字！是眼開眼閉叫管理層去鑽營，方法多多！
中國的國企改革是無法同柴契爾的國企改革同日而語的！英國的國營企業無論藍領白領的工資和待遇都不比私企差，他們都是國家的雇員。而中國的藍白領都是國家即企業的主人，他們幾十年的低工資都是因為有住房，醫療保險和退休養老保險，哪怕這些待遇和保險水準很低，但是他們都為此付出了代價。所以英國是可以用MBO，即管理層用本企業作抵押從銀行融資，收購企業股權，而中國如果這樣做，或變相這樣做，就等於管理層剝奪了廣大職工的權利！
即使一些有背景、有“實力”的所謂“民企”，去“國退民進”，也幾乎是用同樣的伎倆完成對企業的收購。這種“國企改革”、改制，能公平嗎？能公正嗎？
於是，已被“收購”的企業，有的拆賣設備，搞房地產開發；有的又將企業轉手倒賣從中漁利。這種同為“國家主人”、
“企業主人”的人與人地位的懸殊，利益的反差，所造成人們心理的不平衡，也就同時造成了行為的失衡！就在物權法通過不久，遼寧一家國營轉制後的鋼鐵廠，30噸鋼水包脫落，使30多人在鋼水裏化為烏有，這一莫名其妙，建國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故就此發生了！等等，等等。
從起點就不公正！過程到結果都不公平，不公正！
被犧牲利益的下崗職工，以及昨天還是企業的“主人”，今天就成了企業奴工的在崗工人，你能捆住他們不維權嗎？
這樣，一股憤怒抗議的流，將長期起伏滌蕩著中國。
對策：
1、應當以國家的名義進行一次重新審查。審查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是否有違法行為。有違法違規行為的改制，一律推倒重來。
2、國家應立法允許並保護成立企業的獨立工會，獨立工會由企業的在職職工和退休、下崗職工民主選舉產生。以保證全體職工，特別是下崗和退休職工的合法權益。建立這種企業主與職工的對話溝通和制約機制，將矛盾在基層化解，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這已是世界上所有先進國家的通例！
3、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我國的央企和各省的大國企，擁有我們國家最好最優的資源，然而它們的資產利潤率僅相當於發達國家大企業資產利潤率的1/10~1/100。這種高成本、低效益，極大地損害了我國人民的利益，因此對這些大國企、央企的改革，改制是必然的，是必須的！
本人建議：將這些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和股份，分配給全國人民。即分配給全中國具有選舉權的全體公民，包括工人、農民、下崗和退休職工，也包括農民工、個體戶和各類自由職業者等，全體公民。以全國目前13億人口，合格公民大體為其2/3計算，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央企總資產超過9萬億元人民幣，每人正好1萬元有餘。加之各省的大國企，每個中國公民尚能分到一定數額的資產。這些資產作為股份，設立多家股份公司，股份可以轉讓，可以買賣。股份公司代表股東監督管理企業，等等。這方面東歐有的國家有很成功的經驗，我們可以學習，可以借鑒。
這樣，不僅達到企業增效的目的，尤其是消滅了中國的赤貧人群，大大緩解中國當前貧富差距之大這一突出的社會矛盾，極有利於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五、失缺的政府，失缺的社會
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眾多問題，實在不是通過念經可以解決的，必須面對現實，實事求是，用科學的態度分析、探討，加以解決。舉例如下：
（一）、SARS事件：
2003年震撼全國的非典流行，至今全國人民還記憶猶新。一個本來可以控制的流行病，因為我們政府的封鎖和媒體職能的失缺，而大範圍擴散，震動全國，驚動世界，使全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SARS事件後，要求深刻吸取教訓，此類錯誤不再重演重犯的輿論沸騰。
然而，時隔不過三、四年，如果不是國外媒體報導，如果不是因為豬肉價格大漲，中國老百姓還被蒙在鼓裏：原來豬藍耳病已經在全國25個省份蔓延了！
災難在重複，教訓卻沒有！難道這還不應當使我們警醒嗎？
（二）、黨的執政能力：
胡主席上任後即抓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加強党的執政能力建設”。那麼我們看看今天，黨的執政能力又如何呢？我們就看一件小事吧！
本人在北京，在天子腳下，即經常看到城管執法隊來到一個街區，就上演一幕我們只有在電影電視中上看到的日本兵進村的活報劇：一條熱鬧的街道一刹那間煞然的靜，片刻，雞飛狗跳，所有商販以奪命的速度收起自己的商品，四散奔逃。來不及逃竄者即被城管掀鍋踢蓋，扣押搶奪……
孰知這些攤販不僅是農民，更有下崗職工，待業農民工，和剛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很多人只是想在創業的道路上試一試水，他們有必要犧牲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申請一個專門的攤位，去辦理一個專門的執照嗎？難道作個簡單的登記不行嗎？即使收不上稅，他們是社會的底層，不能網開一面嗎？
問題是這種“皇軍進村”的場面在同一地點屢屢發生，同時受到驚嚇的還有當地的居民、業主、消費者，客觀上也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因為他們是當地的主人。這條街道可不可以擺攤？影響交通的程度？應當由涉及利益的主人們協商決定，政府可以組織這類協商，推動形成決議。然而，現實情況是所有主人均敢怒不敢言！此時他們既不是業主，也不是居民，更不是公民，而是“良民”了！
在“四人幫”時期，打殺市場叫“割資本主義尾巴”。改革開放以後，這類情況叫“城管”。可管了近三十年，就管成這個樣子！
因此，在首都北京就由此發生人命案！令人拍案驚奇的是：在互聯網上，殺人的小販受到普遍同情，而被殺的“執法”者，卻被罵：“活該”！ 又可以在互聯網上看到：某地一名女大學生因為擺攤與城管糾紛，竟然發展成上千大學生與員警的衝突！
嗚呼！這就是黨的執政能力！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難道不應當檢討一下嗎？
（三）、產品品質問題
近一個時期，世界各媒體紛紛報料我國產品的品質問題。於是引起了包括國家最高層的關注，一個抓品質的大行動在全國範圍內啟動。效果會如何呢？
本人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激奮的豪言，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可以把他自己拎起來！
他越是如此豪言壯語，有理性的人就越對他不相信！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他幾個月就能解決？
客觀地說，中國人給外國人奉獻的產品比“出口轉內銷”在品質和安全保證上要使人放心得多！但是，沒有一個對本國消費者擔負起產品品質和安全保障的體系，就很難對出口產品有相應可靠的保證。
如今，外國只是死了幾條狗，而中國卻因產品品質死了多少人！
人們不會忘記幾年前阜陽假奶粉事件，使多少可愛的小生命在嬰兒期就離開了人世。奶粉品質不知最後解決如何？
粉絲粉條品質問題又曝光了！中國的制假售假屢屢曝光，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拔刀斷水水照流！
這難道不應當引起我們全社會的警醒嗎？
媒體將這類醜惡事件曝光本來就很不容易，媒體認為：“我曝光了！”於是老百姓就認為：“那政府該管了！”事實是政府並沒有管！並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它管不了，起碼是管不好！因為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失缺的政府！面對管不了和管不好，它除了應付，就是不管！
（四）政府官員普遍作秀
我們的政府高官幾乎都成了演員，人走到哪里，電視鏡頭跟到哪里，溢美之詞贊到哪里，至於做了多少事？只有天知道！這種風氣普遍氾濫，即使最高領導也不能倖免。比如溫總理，媒體報導他關心兩位北京拆遷戶的不辛遭遇，他隨即指示下面官員調查糾正辦理。然而兩位老人除了繼續委屈，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這並不能說溫總理故意作秀，而是我們的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失缺！試想：要讓一國總理去落實兩位拆遷戶的房子，這國家還能前進嗎？
我們的政府失缺什麼？它失缺的是：人民對它的支持，人民對它的監督，社會對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內在的機能，它懶惰、腐朽、表面文章！所以它經常表現為：
“領袖口號驚一陣，輿論媒體哄一陣，手忙腳亂過一陣，表現表現就一陣！”
我們的社會失缺什麼？她失缺的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人權意識！
正因此，山西“黑磚窯事件”才得以發生。而且人們普遍認為，這類事件還有不少，甚至可能更嚴重！
因為我們的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失缺，才會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藏汙納垢！才會在我們大家眾目睽睽的視野中出現眾多的不公平和荒謬論絕！才會使我們的社會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重複發生！
同樣，黑社會勢力猖獗，因為老百姓處於無權地位。中國沒有選票，所以官員的政治權鬥經常需要黑社會幫忙；政府低能，所以“執法”需要黑社會鼎力相助！這樣黑社會就有了社會基礎，它受到官員的保護，又被官員所利用，黑白兩道勾結，共同欺壓百姓。
目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類似戰爭式的維權抗爭，就因為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失缺所至。
一個完整的社會，應當有各個人群和社會各個層面對話溝通的管道；應當有各個階層、集團、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制衡的機制；作為社會的公器——政府，它服務於全社會，它應當在社會各種智慧和力量的博弈中，由老百姓通過選票，授權某一派別，某一政黨掌握公器，組織政府。所以，由哪黨哪派用哪種思想或哪種主義執政是老百姓的選擇。這樣，執政者是可以轉換輪替的，擇優錄取。錄取者會總結前一屆政府的施政得失，從而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使本屆政府做得更好。
這樣的政府是有群眾基礎的，是受擁護的，是合法的，是服眾的！這樣，社會的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在相互理解和妥協的基礎上，在共同契約的一段時間裏，團結一致推動社會向前邁進。否則，政府被自稱為“永遠正確”的一方所把持，甚至“永遠正確”的一方還高高地站在政府之上，要堅持永遠把持！那麼這“永遠正確”的一方必然與社會的大多數對立，久而久之，則造成對抗。而且，那“永遠正確”的一方因其非理性而變得越來越劣質，就如同我們常言：“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道理一樣！
今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已近60年，無論它擺出多大的成績，無論它怎樣論證自己的正確，無論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傳機器對自己大唱讚歌，以及它變著方給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諾，但是中國社會對抗性的矛盾已普遍發生，而且越來越烈。
中國不安定，更不合諧！
對策：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已非常簡潔、明確、科學地闡述了人權的意義和內涵，即使小學生都能夠理解。儘管我國早已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但問題是：不能將它束之高閣，以種種理由拒絕執行！
一個掌握社會公器的政黨，一個誠實的政府就應當執行和捍衛《世界人權宣言》。《宣言》告訴我們：“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以定期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
也就是說：對當前的中國，解決她所存在的眾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必須進行必要的、必須的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改革，使人民的意志能夠表達，能夠通過選票選擇多數人所擁護的、為全社會所接受所公認的、合法的、有行為能力的、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通過改革，使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健康的、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
六、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胡主席，溫總理，二位領袖：當前我國社會眾多的不公平、不公正，所積壓的眾多的社會矛盾，離胡主席提出“和諧社會”的目標相去甚遠。十七大前，黨內外向您們建言獻策眾多，除了歌功頌德的之外，所有人對當前中國的嚴峻形勢空前一致：股市泡沫，物價上漲，貪污腐敗，房價飆升，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兩極分化，礦難頻發，國有資產流失，黑惡勢力猖獗，賣淫賣血艾滋氾濫，黑磚窯事件公憤難平……等等。這一切，已經到了必須下大決心，立即改變的緊要關頭！然而，如何改變，怎樣改變，方法卻大相逕庭。
前不久，在網上看到《十七位老部長、老同志建言十七大》，針對以上的問題，該文指出：“根本問題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來，我們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思想為指導思想的錯誤路線。”接著又有《170名老幹部對党的十七大的建言》，以及還有其他《建言》等，更直接點名鄧小平。
他們指斥鄧小平：“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對此我不辯護，但是他們把當今中國的亂象都歸之於鄧小平開始，我作為一介平民，實在要為鄧小平鳴不平了！
他們呼籲共產黨中央：“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馬列毛的革命路線的立場上來”。我作為一名無黨派人士，沒有資格，也沒有興趣參與共產黨內的路線爭論。但是作為一個普通中國公民，我無法逃避中國的現實而被迫必須關心政治，那麼我不得不對這些老部長、老幹部、老將軍們深深地歎一口氣，直吐胸臆：您們比我們年長，比我們位高權重，應當說您們對鄧小平和毛主席的瞭解，比我們多，比我們深。當然，因為您們多年深受黨的教育，所以被培養成黨的馴服工具，缺少了獨立的思想。今天，您們終於有了獨立的見解，敢於掙脫束縛，向您們的最高領導直陳主見，我應當向您們表示祝賀，因為您們終於有了獨立的人格，敢於講話了。講真心話是人的尊嚴！但是，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固然，人類的歷史一直是在曲曲折折中前進，但是，如果一個民族總是在災難中踏步，總是在付出犧牲後又回到原地重新開始，即使悲壯，但也是悲哀和絕望！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重來不做禱告，也不懂禱告，今天第一次學著，或者準確地說，是對話。是我憋在肚子裏10年，20年要與鄧小平的對話，但因為我們中國的國情，我沒能與他生前對話，而只能在他去世以後的10年，在今天，在我悲哀中與在另一個世界裏的他對話。
一個靜靜的夜晚，我獨自望著星空，望著輪椅上坐著的熟悉的而又有些模糊的老人，我先開口：“您好，小平同志。您離開我們已經整整10年了。這10年，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出現了眾多的問題，因此，對您也有眾多的非議。而令我驚訝的是：您當初從牛棚裏把眾多的老幹部解放出來，替他們恢復名譽，使他們重又體面地登上高位，而今天恰恰是他們對您的非議最多。當初，您取締西單民主牆我就很憤慨：這座牆，作為基層群眾揭露批判四人幫、凡是派，您默許了。後面，它的目標就是毛主席和他的路線了，您不允許了！其實，對毛主席和他的路線，您比所有的人都更瞭解、更清楚！因為您是他周圍密切的戰友，他又把您看成是他的政治對手：‘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國人民都知道，您是在發誓‘永不翻案’後，才從毛主席的胯下鑽出來的。
為了您的政治信譽，您必須捍衛毛主席，起碼您不願意看到在您生前對毛主席和他的路線的透視而因此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所以儘管您當時已經成了政治強人，卻壓制了中國社會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壓制了全社會對大事大非的識辨能力。一個剛剛走出10年浩劫的民族，竟然叫她忘卻疼痛，模糊記憶，去“摸著石頭過河”?!
您沒有膽量為自己徹底翻案！您沒有為您自己曾有過的罪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名，卻又以此罪名罷免了您親自培養的接班人胡耀邦，由此引發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本來歷史已將您身上所有的污點洗去，展示您中華民族兒子的光輝形象，但是您卻又把一個時代的污水潑向了自己！您去世以後，您的自私自利庸庸碌碌的接班人沒有善策重塑您的形象，他只高舉您的牌子“鄧小平理論”，沿著您的“道路”，似乎很忠實地一個勁兒地“摸”下去，所以政治改革毫無建樹，經濟改革步入歧途，壓制所有異己，包括對信仰自由進行員警式的鎮壓，這就使共產黨成為淩駕於一切之上，可以不聽任何聲音，我行我素的政黨。於是中國社會亂相叢生，乃至您當初恩澤於黨內的眾多老幹部、老同志們，也已體察到了嚴峻的形勢，而開始對您否定，要求退回到您在江西痛定思痛，必須‘撥亂反正’，後來確實被‘撥亂反正’的那條老路、亂路、死路上去！我認為這一切不能不歸之於您的一個重大失誤！即：您已全身而退，就不應當再插手您親自培養的兩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工作，並武斷地結束他們的政治生命。原本他們有應對變化的中國的能力，而因為您的主觀和武斷，使他們蒙冤離世。
所以，我想給您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主席寫一封信，請求他按照《憲法》，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下令撤銷對所有報刊媒體的控制和審查制度，撤銷對網路的封鎖。我想不用很長時間，我們這些老部長、老幹部、老將軍們就知道毛主席和他的路線是怎麼回事了！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又應當如何定位了！以及，應當給您一個正確的、對人民和後代負責的歷史評價！”
夜，靜悄悄，天上的老人寞然，我繼續說下去：“小平同志，10年前，我在螢幕上看到您坐在輪椅上，望著電視裏人們對您的讚頌，您側過臉，像是問：‘我有這麼好嗎？’周圍的人向您點點頭，我看您臉上現出了本已很深的皺紋，您雙目低垂，囁嚅，像是說：‘我這一代人能做的，只能如此了！’您在悲哀中。幾天以後，您離開了這個世界。”
夜，靜悄悄，晴朗的夜空，輪椅上的老人像是離我越近了，我似乎看到老人動了容，我也哽咽，難以把話再說下去。
星星閃閃爍爍，在淚眼模糊中，我看到那輪椅慢慢地轉過去，在離開我，在浩瀚的夜空中，輪椅載著老人慢慢地，慢慢地，遠去，遠去……
當我沉靜下來，我感到我需要做什麼？需要寫什麼？
是的。我需要給胡主席，溫總理寫一封信，一封公開信！
一切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都在變化。
今天的共產黨，在政府裏和國企裏的絕對領導，是以他們出色的政績，獲得群眾的擁護取得高位的嗎？不！我們可以作一個調查，以其掌權的一、二、三把手，70%以上均是由裙帶關係，私下授受者；溜鬚拍馬，阿諛奉承者；好大喜功，假造政績者；賣官鬻爵，貪污受賄者所組成。而就是這樣一些不檢點卻道貌岸然的人，一本正經地教訓群眾：“我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堅持我們的領導！”而且振振有詞：“因為我們堅持馬列主義，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我們代表了……”
如果這是在舞臺上說相聲，會把台下的人笑得支不起腰來。然而，這就是當前中國的現實！
這並非言過其實！我們可以請中紀委或中組部，或請某個民間團體作一個抽樣調查！如果拒絕調查，又不願意承認這一現實，這就是悲劇！
我提出以上論斷，並提出應當對共產黨領導幹部進行一次社會調查。這如果在40年前，或者在改革開放初期，那麼，會有眾多的“工農兵”對我怒不可遏，他們會把我揪住，並振臂高呼：“打倒現行反革命！”“誰反對共產黨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而如今，還有哪個“工農兵”去喊這類口號？去作這種表演？如此，那麼他周圍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會認為：“此人神經病！”——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時間把一切爭論的東西都沉澱了，中國人回到了地球上，與世界人民有了比較相同的思維方式！
當我們那17位和170位老幹部《建言》：“恢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那麼，當前無論下崗職工，還是在崗國企工人，更包括民企和外企職工，他們不領情於這偉大的空話，他們會實實在在地發自內心地對著這些老幹部們高呼：“實際一點，還我人權！我們要維權！維護我們的基本人權！”——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
對策：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一）、為了使中國社會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諧的環境中推進，需要構建一個全社會的對話機制，為此很多人作出了犧牲，“六四”的青年即是如此。
如今，“六四”這一代都已是40歲上下的人了，正是國家的棟樑一代。想一想，當時天安門廣場聚集的人數最多時有200萬人，而在全國，參加遊行聚會的最少有2000萬人！如果把表態支持的群眾也算上，則有1億人以上！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無法回避“六四”，應當明確為“六四”天安門事件平反！
基於小平同志和那些老一代決策人均已故去，目前健在人世的均是執行者，建議作為政治問題，對於目前健在人世的執行者均免於法律追究，以達到順利平反“六四”的目的。
（二）、信仰自由，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共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我國憲法均有規定。但是“六四”以後，鄧小平的繼任者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統治，對於任何非共產黨系統的組織都列為“不穩定因素”，要“消滅在萌芽中”，即把“法輪功”一個群眾煉功組織作為目標，殺雞儆猴。人家不服，要“說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種種迫害。這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所以應當立即對“法輪功”停止鎮壓。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
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建議中共可派出代表，與“法輪功”談判，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本人只是建議，而建議的目的：使對“法輪功”的鎮壓儘快得以停止，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儘快得以推進。
（三）、釋放所有政治犯，歡迎海外民運人士回國，共建民主中國。
中國民主化進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需要集各方民主力量和智慧。海外民運人士很多原本就是中國知識界和民主運動的精英，如今他們已經為中國的民主化付出了高昂的學費，他們是中國民主化建設的寶貴財富。他們會把世界各國民主建設的精粹搬回祖國，將使我們少走很多彎路，使我國56個民族具有更強的向心力，就像美國50個州，沒有一個州願意從美國分離出去。即使夏威夷想獨立，最後由選票說話！那時的民主中國再回過頭來看看今天的中國：如此悲慘的偷渡客，女人願意賣身，男人願意做奴隸，享有特權的高官拚命把錢往外搬！……那時的國人就會感慨：“這一切都是時代的產物！沒有民主的中國，就沒有光明的今天，阿門！噩夢已經過去！”
（四）、按照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開放言論自由。
應當免去當前中國法律中所有姓“社”，姓“資”的條文，它可以寫入某個黨的黨綱中，但不能寫入國家法律，不能對人民故設禁區。世界歷史都是由當代人自己創造的，不可能，也不應當在前人劃出的框框裏行走！事實上，中共領導人自己早已打破了“社”與“資”的界限，他們自己早已積極主動地跨入了資本主義，而只用“社會主義”來圈住老百姓這群羊而已！這層虛偽的面紗應當揭開了！——中共，早已將，如今已具有壹萬多億美元的中國國家外匯存放在“資本主義”的美國。
我們按照正常人的正常邏輯思維來分析一下——
命題一：很少有父母把自己的錢幣存放在自己的兒女處。命題二：很少有兒女把自己的錢幣存放在自己的父母處。命題三：他們都願意把自己的錢幣存放在銀行裏。
原因：錢幣存放在銀行裏，哪怕是貶值，在中國就是貶值！也要存放在銀行裏，因為銀行的公信力！全世界的儲戶都有一個共識：銀行的公信力是銀行的第一要務！
命題四：中共將壹萬多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存放在美國。而這筆錢幣的動用權僅僅是，也只是中共最高領導人。
結論：中共最高領導人對“資本主義”的美國，對美國社會和美國社會制度的信任度，要超過對自己父母親的信任度，要超過對自己兒女的信任度！否則會把如此之多的錢存放在自己不信任的，對自己稱霸的人和國家的手裏嗎？這是任何一個頭腦冷靜、能獨立思考的人都會得出的結論！
當然，把錢存在美國，有眾多的目的，如：堵住美國的嘴，減輕美國對中國即對中共的政治攻擊，對中共人權政策的批評！又如：抑制台獨，只有倚仗美國最有力量！等等。
既然如此，中共又為什麼雇傭文人和網路特務不斷塗鴉美國，煽動無知的青年盲目的民族主義，製造民間反美輿論？目的何在呢？
目的十分簡單：製造民間隔閡，省得美國的民主思想俘虜了中國的老百姓，顛覆了中共的獨裁統治！
所以，開放言論自由，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使中國人在地球上站穩腳根，與世界人民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思維方式，以使改革順利進行。這樣，那17位和170位老部長、老同志，以及與他們觀點相同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就會知道：當今中國老百姓真正需要什麼？什麼才是中國的真正改革之路！是中國的希望之路！
胡、溫二位領袖，憑著您們所受的教育，憑著您們的理性和知識，憑著您們對國家，對人民，對民族的良心，您們捫心自問：在當今科學技術發達的時代，一個靠對輿論和大眾媒體的封鎖，靠對現代通訊和網路的封鎖，靠對人民言論的封鎖、壓制、打擊和控制，才能維持的政權，且不要說這個政權有何合法性可言，其虛弱性和非理性，有什麼值得去對它維護的？難道不應當對它進行改造嗎？！
開放言論自由，開放黨禁，老百姓願意姓什麼就姓什麼，由選票說話！
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這是當今中國的必由之路！誰為此做出了貢獻，誰就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只有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才能真正創建中國的和諧社會，也才能應對當前中國的社會危機和即將到來的民族危機！
七、臺灣問題與大陸政改
中國經濟整體水準的提升，必須依靠中國的政治改革。同時，只有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才能應對台海形勢從2008年開始的嚴峻挑戰！
胡、溫二位領袖，這是您們無法擺脫，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臺灣，是大陸政改的楷模：
大陸政治體制的改革，改什麼？如何改？為什麼要改？
回答很簡單。
改什麼？概括地說：言論自由，開放黨禁，民主選舉。如何改？臺灣為大陸的民主化改革樹立了榜樣，也提供了經驗。為什麼要改？因為改的好處太多太多了！不改的壞處太多太多了！
本人現在對臺灣的瞭解，90%的資訊都通過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獲得。然而即便如此，本人得出結論：即使臺灣的政壇亂哄哄，也比大陸的政壇靜悄悄要好100倍！
理由如下：
1、臺灣沒有政治犯！我們大陸有多少政治犯？胡、溫二位領袖您們心裏清楚！即便我寫這封信，都會因此而被關入囚籠，或遭遇不測。
2、臺灣老百姓想說什麼說什麼，媒體照登！而我們大陸，不要說老百姓，就是你胡主席，溫總理，你們能很輕鬆地說話嗎？連說話都不輕鬆，談何創造性？當你們在主席臺上念經，下面的人瞌睡連綿，你們會不有所感覺？你們不痛苦？想一想：一個國家的元首，在闡述國家的大計方針，國家的精英們都抑制不住打瞌睡，這航船怎麼開？這國家怎麼走？
3、是的，您們也很親民。但是，臺灣的選民會捏他們所擁護的領導人的臉蛋，這是愛！我想，在平等的相處中，人們對您們發自內心的擁戴和愛，會使您們感到更自在和幸福！……
民主政治，好處舉不勝舉！
是的，臺灣的立法機構，這個院，那個院，經常大打出手，但它的亂是在明處，總比宮闈裏的陰謀詭計、磨刀霍霍要好得多。何況從民進黨上臺執政，臺灣真正實踐民主政治還不到8年的時間，她怎麼能與200多年的美國民主政治相比美？
“阿門！我們祝願臺灣的明天會更好！臺灣的民主政治是一盞明燈，她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是一百多年來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犧牲的英烈們在上天為我們神州大地的祝福！”
（二）、台海形勢將逼迫大陸政改：
台海形勢從2008年開始，將逼迫中共政改，否則中共的命運兇險叵測！原因如下：
1、假設國民黨上臺：
從當前的情況看，如果不出現變局，2008年，臺灣將是國民黨上臺。國民黨上臺，兩岸領導人和國共兩黨將拉近距離，直接面對面。歷史上有前兩次國共合作的經歷，今天，中國老百姓將會用客觀冷靜的目光來判定是非。這是前兩次國共合作所不具備的條件！這是時代的氛圍和現代的科學技術條件所決定！兩岸同宗同根又近距離的接觸，任何挑撥離間失去了作用！
如果國民黨上臺，她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因而處處主動。她不僅應當歡迎接受大陸“三通”的主張，而且應當向大陸全開放，同時也要求大陸對臺灣全開放，有這個基礎才能談統一麼！那麼大陸可以到臺灣辦報，臺灣也可以到大陸辦報。雙方都開放各自的網站、電視和各路媒體，雙方都不准封鎖！這是平等交流，這是公理！那麼，當大陸解除了它當前對輿論媒體的嚴密封鎖，開放了人民的言論自由，一個新的中國就很快誕生了！
所以，大陸的政治改革，與其遲，不如早；與其被動，不如主動。大陸對言論、媒體和網路的開放，更是與其遲，不如早；與其被動，不如主動！主動對中共有利，主動對國家有利！
2、 假設民進黨上臺：
那麼情況對中共會更加糟糕！
2008年，如果民進黨不玩弄政治伎倆，是不可能上臺的！假若民進黨再一次偷取民意，執掌了臺灣政權，那麼，新上臺的民進党執政者一定是一位“政治專家”！出於政治的需要，他肯定會比陳水扁走得更遠，而此時的國民黨已經沒有力量拖住這位“政治專家”了！
那麼，中共必須更加乞求美國對臺灣“施壓”，只有靠美國去抑制台獨！
而美國呢？可能壓不住這位“政治專家”，甚至新的美國總統根本就不想壓制這位“政治專家”！
這樣，就把中共逼到了不能不使用武力的牆角！武力攻台已是中共不得不發的一箭！那麼情況會如何呢？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
使用核武器？誰也沒有這個膽量和魄力，那就等著全世界的公審吧！
對準臺灣島發射幾顆甚至幾百顆導彈？不解決問題，而且會遭至世界的譴責、嘲笑，和國內不同思維方式的人群從不同角度的激烈攻擊，直至引發大陸政局動盪！
飛機轟炸？情況同上。
武力解決只有一種選擇：解放軍登陸臺灣島！
因為這是一個重大戰爭決定，政治考慮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戰略戰術的考慮，中共會大造輿論，甚至召開特別人大，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分散中共高層的政治風險。
那麼我們來進一步分析將會出現的情況：自從中美建交以來，這近三十年裏，中共始終沒能使美國放棄在臺灣被訴諸武力時對臺灣保護的承諾。根據美國參眾兩院制定的《與臺灣關係法》，美國介入是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我們以最好的情況，解放軍登陸臺灣島成功！
當大陸訴諸武力時，即使在位的美國總統遲疑不決，即使美國西太平洋的海軍戰術反應遲鈍，而使解放軍登陸臺灣島成功，那麼對中共也沒有一點好處！——美國參眾兩院將在不長的時間裏授權美國總統採取行動。而美國總統最簡單的戰爭決定是：海、空軍封鎖臺灣海峽！
美國目前只需要使用其制空力量，就已經可以封鎖臺灣海峽了。只要美國封鎖臺灣海峽，登陸臺灣島的解放軍起義是100%的定局！原因如下 ——根據歷史經驗，共產黨軍隊出動鎮壓民主運動，如果沒有從上到下持續不斷的命令、壓力和支援，軍隊就會嘩變。歷史事實如下：
１、1968年“布拉格之春”，雖然蘇軍迅速佔領了捷克全境，但是，只有幾天的時間，蘇軍坦克在捷克民眾的包圍和接觸中，已有不少蘇軍官兵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發生了動搖。蘇軍是靠軍隊頻繁調動，與捷克民眾脫離，來穩定士氣，實現了不長時間的佔領。
２、1989年，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命令軍隊鎮壓群眾，軍隊上層抗命，在不到10天的時間裏，齊奧塞斯庫由下令鎮壓，到逃命，到階下囚，到被處決！
３、1991年，原蘇共中央政治局為挽救蘇聯的最後解體,發動了8.19政變,軍隊和坦克開進了莫斯科，但是，他們反民主的行為，遭到人民的反對，坦克被民眾包圍。沒有流血，三天時間，政變即宣告破產！
４、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六·四”對學生運動的成功鎮壓，完全是靠鄧小平對軍隊的絕對掌控得以實現。
在“六·四”前10年的時間裏，從鄧小平第二次複出起，他就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發動指揮了中越邊境戰爭。及後，他又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調動指揮了解放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區軍事演練。而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為了具體實現他對解放軍的絕對掌控！作為党的最高領袖這種對軍隊的親身實際掌控，這在中共歷史上是沒有的，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然而，即便如此，在“六·四”前夕，解放軍進入北京郊區，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軍隊在北京市民的包圍和群訴下，有50%以上的解放軍官兵表示對學生運動的支持和同情，其中10%以上的官兵脫離了部隊。即使到了“六·四”在天安門廣場上，還有解放軍官兵打起了白旗，他們不是投降，而是拒絕鎮壓！
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僅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準比大陸高很多，特別是臺灣“解嚴”以後，民眾對昔日專制統治記憶猶新，厭惡猶甚！臺灣民眾對民主的熱愛和激情更是無法用任何力量去摧毀的。即使國民黨，如果中共訴諸武力，她都會在“保衛臺灣！保衛民主！”的口號下與中共決裂。台軍在臺灣島內都不需要與解放軍正面接觸，它只需要保存實力，迂回戰術，拖延時間即可。解放軍即使登陸一個師，一個軍，甚至更多部隊，只要失去大陸的無限後援，都會在臺灣民眾的包圍下，被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追求幸福，這現代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理念所折服，登陸臺灣島的解放軍起義是100%的定局！
當登陸臺灣島的解放軍起義的消息傳入大陸，中國大陸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就可想而知了！直截了當的說：這一導火線將根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
（三）、臺灣的回歸之路：
顯然，臺灣回歸祖國之路只能通過和平談判。而和平談判的前提是：中共必須改革！中共必須尊重，如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兩會”上所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那麼，中共就有希望，中國就有希望，臺灣回歸祖國，中華民族實現大統一就會變成現實！
臺灣民進黨並非鐵板一塊。它眾多領導人的祖籍都在大陸，陳水扁就是其中一個。如果中共經過改造，承認並實施多黨政治，那麼，毫無疑問，民進黨內的政治精英，哪一個不願意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大地上施展才華，卻甘願做一個偏居一隅的地方政客呢?
這樣，民進黨內的台獨力量會驟然消退，它已動搖不了臺灣島內的政治大局。“台獨”，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它將在臺灣島內被邊緣化了！
胡、溫二位領袖，如果您們能在改造中共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的道路，使臺灣回歸祖國，那麼您們為中華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您們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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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致胡溫公開信(2)作者：汪兆鈞
八、《一個人的遭遇》
胡、溫兩位領袖，我這封信就中國當前的重大問題拿出了自己的意見，而且直接跟兩位元最高領袖對話。這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簡直是大不敬！何況我提出的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將得罪一大批還在朦昧中的高官顯貴。按照搞政治的人的習慣，對我將會“查三輩”，我身上的任何一塊斑疤都會放大，被塗鴉醜化，被妖魔化，以備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最後消滅！這在中國屢見不鮮！
為了省去這些人的調查時間，我在這裏對自己的出身經歷主動公示！而且我可以聲明：除了因為篇幅所限，本人儘量減少文字，我在這裏的筆墨完全真實，均有人證物證，經得起所有查證！我之所以願意把自己的一切公示於眾，因為這實在是一部現代版中國人的《一個人的遭遇》！但它不是文學作品，而是生活的真實！
我出身在一個普通知識家庭，但父母早故。5歲既來到北京，寄人籬下。童年的我生性活潑，懂事理，但有點野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少年立志，成就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已融化在血液中。
（一）、文革：
16歲我在北京上一所技術學校，因為有學校裏13元人民幣的生活費，我感到經濟上、身體上、精神上都空前地解放，但是沒有趕上好時候，那是在文化革命前，1964年，我就算是走“白專”道路了！所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我這“白專”學生立刻響應革命號召，成了“紅專”的尖兵，走在了這場運動的前列。但時間並不長，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風靡北京，把我這個老子不是英雄的“尖兵”擠出了時髦的革命隊伍，於是我天天在北大、清華看大字報。沒過幾天，大街上就出現了剪女人的頭髮，敲女人的高跟鞋，接著，商店的牌匾被捅下，廟宇的神像被砸爛，言曰：“破四舊”！我儘管很革命，也看傻了眼！更看到一批批穿軍裝的學生，沖進居民的家裏，主人被強迫跪倒在地，屋裏院裏，翻箱倒櫃，言曰：“打倒地富反壞右！再踏上一隻腳！”北京城裏，烏煙瘴氣。
我想找個清靜的地方。我到了通州，通州也不安靜！躑躅在運河邊上的我，回想起剛才在通州城裏的畫面：幾個穿軍裝的女學生用皮帶抽打著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老太太跪在地上往前爬行……
我仰望天空，無聲地呼喚：“爸爸，媽媽，你們在哪里？前輩們，你們都到哪里去了？怎麼會這樣？這個國家沒有了法律！”
我想起一年前看過的一部電影《馬丁教授》，當時希特勒納粹掀起迫害猶太人的群眾性狂潮，我百思不得其解：這群眾怎麼會這麼愚？怎麼沒有任何社會力量能阻止這愚蠢、野蠻、反人性的狂潮？而今天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
我躺在運河邊上，淚水沾濕了衣襟……
三十年後，我在我當初躺著的運河對面買了一棟別墅，這是後話。
就在運河邊上，我鼓勵自己：不能光看陰暗面，還有光明面，大鳴，大放，大民主，……我不能當逍遙派，我要投身這場運動，鍛練自己，也要看看，這路將怎麼走？！我生命的特點是：進取，搏鬥，不甘寂寞，何況這是世界革命，我還憧憬著偉大革命的理想呢！
這樣，很多青年，在海綿吸水一樣易於吸收知識的年月，我們學會了革命和鬥爭。近三年的光陰，北京轟轟烈烈的革命已經過去，偉大領袖說：“你們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全國要學習解放軍！”
（二）覺醒：
我的幸運是，作為一名技術學校的學生被分配到一個國營大企業。而且我立刻進入了狀態：我要提高這個企業的生產力！
然而我很快就發現：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因為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一切，恰恰是我現在要追求的先進生產力和保證這一生產力的管理制度！顯然，我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因此我必須離開這個想有所作為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是非之地！
我還是幸運的，我很快參加了解放軍。我參軍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我要瞭解解放軍！既然我們從“革命小將”變成了“再教育”物件，現在最時髦的是解放軍，我倒要看看解放軍是怎麼回事！
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學生加入軍隊，確實像一顆新星，還在新兵連，師長就能叫出我的名字，讓老兵們大吃一驚！
但一條杠杠：我不是“紅五類”，我無法入黨！
不久，一份材料從北京轉到了部隊，又轉到了我所在的連隊，也傳到了我的耳朵裏：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當時所稱頌的革命行動，現在都已成了我們“反革命”的罪狀！
開始，我還很納悶：“不會吧，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捍衛毛主席，而毛主席現在還高高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都明白了！
這時，我安靜下來，我要把自己青春所付出的一切，認真地進行思考。三年文化大革命，一幅幅驚心動魄的場面，這時在我的腦海裏一幕幕地過電影。我向自己提出了幾十個，上百個問題，強迫自己思考，強迫自己回答。
這些問題，有的很快回答了，有的反復思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
問：“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答：“他要打倒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和鄧小平。那吸引眾多年輕人的‘世界革命’都是神話！五十年代，毛主席充滿激情地領導著中國社會的各項政治運動和經濟建設。但是他的經濟路線遭到一系列的挫折和失敗，失敗的頂點就是‘大躍進’導致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上千萬人！劉鄧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補救了中國的經濟，挽救了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對於劉鄧，毛是不高興的，他認為是“大權旁落”，於是主動退居二線，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次鬥爭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已經鎖定!”
問：“那為什麼要如此轟轟烈烈，非把全國人民都捲進去呢？憑毛主席在中共黨內的威信，他比肅反初期史達林在蘇共黨內的威信要高得多！他完全可以用史達林的方式清除異己麼！”
答：“這就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當時毛主席面對著眾多的危機。政治危機：劉鄧在黨內威信日隆；經濟危機：人民要吃飯，要就業！社會危機：僅已被壓抑的人性來說，十六七年的時間裏，從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到反右派，反右傾，及‘四清’與‘四不清’繼續反，全社會被共產黨一連串的‘反’壓得透不過氣來，要爆裂，要找出氣口！所以毛主席把所有這些危機，經過梳理，然後順序一攬子解決！這樣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氣’都釋放出來！從一開始劉鄧習慣性地站在黨的立場上‘領導運動’，本能地壓制群眾，在學生中抓‘右派’，這一最不得人心的舉動。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返常態，180º站在群眾一邊，因而群眾多年鬱積的憤恨在偉大領袖的支持下很快衝垮了各級共產黨組織，各類群眾朝著自己的目標，互相競爭著把所有的黨魁和權威統統打倒。而群眾的盲目性、天生的政治幼稚病，非常容易被挑動而互鬥。接著，所有力量在相互攻擊、內鬥中元氣大傷，就像一場戰爭，消耗掉戰場上所有的能量，這時解放軍來‘支左’了。造神的林彪因此實實在在地壯大了實力，然而他必然也必須垮臺，這樣才能使所造的神實實在在地聳立在神州大地上！
問：“那麼文化大革命，難道就靠毛主席的偉大嗎？”
答：“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和進行，一靠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公有制，大家只能靠共產黨吃飯，吃誰的飯，聽誰的話；二靠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共產黨封鎖了輿論，人民大眾只能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跳舞、唱歌、鬥爭。於是革命小將在所指引的方向上不斷用錯誤批判正確，直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造反派打倒劉鄧，並用毛式的‘四大’民主，瞪大眼睛盯准走資派不准翻案！乃至鄧小平重新複出以後，不僅不翻案，還提出‘四個堅持’！但鄧小平心裏是清楚的，所以他在第二次複出後，在八十年代，他對非洲國家的來訪者說：‘你們不要搞社會主義，西方那種制度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
問：“那麼怎樣評價文化大革命？應當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答：“文化大革命鼓動全國人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號召人民參政，但卻並不是還政於民的真正民主，而是對真正民主的褻瀆！它在共產黨一貫的輿論封鎖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封鎖，乃至共產黨內其他聲音既發不出也聽不到，因此劉鄧和所有共產黨老幹部都受到了冤屈卻無處申辯。廣大青年和群眾被煽動的激情把人類的基本道德踩在腳下，釋放自己人性中的惡，抑制自己人性中的善，所以才造成了對文化的浩劫，社會的災難，民族的恥辱！它的成因和基礎就是共產黨在中國所創建的制度！儘管中共的各級組織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正是毛主席利用了人民對民主的渴求去打擊中共的軟肋所至，所以這場浩劫中共難推其咎！
“文化大革命沒能解決任何中國的經濟問題，除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震天價響，拿不出任何積極的經濟措施，卻天天‘割資本主義尾巴’，一直割到毛主席生命結束，全國人民在等待中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感謝大自然能結束人的生命！一個民族之所以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地朝著死亡等待下去，就是因為毛主席的打手四人幫‘階級鬥爭天天講’。他們‘文攻’——不僅輿論封鎖，而且天天口誅筆伐；‘武衛’——天天鬥爭走資派，即鬥爭我們那17位和170位，以及與他們相同的共產黨老幹部，除非這些老幹部像馬天水一樣賣身投靠四人幫！四人幫是毛主席的偉大創造！正如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但她是一條‘天狗’！四人幫通過共產黨慣用的輿論封鎖，愚化全國人民，使年青人的奮鬥力變成打擊力，創造力變成政治權鬥的魔力，這大自然的新生力量經過四人幫的加工，就變成不斷絞殺這個民族智力、創造力和生命力的神奇的偉力，這偉力能將毛主席的錯誤永遠定性為正確，而且‘永不翻案’！直到4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懵懵懂懂，誰都看清了那是鹿，但誰都不說那是鹿，執政者裝糊塗，繼續念經：‘馬就是馬’，只有自以為聰明的傻瓜，還指著鹿顫痿痿!地呼叫：‘那是真的馬唉！’一個社會的是非被完全顛倒了！”……
儘管當時我的思考並不深入，但我已悟出了一個道理：“都是這個黨，這個制度，才會有文化大革命這個悲劇！所以，我應當加入共產黨，努力爭取爬上去，無論掌握多少權力，都要想辦法改變這個黨！改變這個制度！”——我可以肯定：當時產生這一思想的中國青年為數不少！
但是我已入不了黨，爬不上去了，我想我今後就留點兒文字吧，避免歷史再重演這類悲劇！
我強烈地要求離開部隊！但是，珍寶島事件，部隊在備戰，我們南京軍區27軍奉命北上。我們部隊在河北省就停駐下來。兩個師在張家口、宣化，一個師在邯鄲，軍部在石家莊。
聽年輕的軍官們激動地議論：“我們可能要打到北方去!”我認為這是無知，我們即使沖出蒙古草原，也會困在西伯利亞，比拿破崙還慘！因為我們中國沒有機械化部隊！
果然，我們的部隊駐下不走了。我終於在那年冬天過後退伍了。半年以後，我在地方上聽傳達林彪事件，我恍然大悟：“噢，原來我們的部隊是去參加奪權鬥爭的！”
我在地方上做中學教師，我學生時代學的是俄語，我所在的合肥那所中學，因為當時大學不辦了，教授們下放到中學，所以英語師資力量非常雄厚，我很懊悔在這段時間裏沒有學習英語，我的業餘時間是研修文學，我想等春天來了，我將貢獻解凍文學。所以我在1975年春，將一部反映東北義和團抗擊老沙皇的電影劇本《劉永和》寄給了江青。
1975年暑假，我應同學之約回北京。當時北京因鄧小平複出，各行各業的“整頓”熱火朝天。我摸索著想通過某些途徑給鄧小平遞個話：“鄧不久還將會被打倒，我願用生命為鄧掃清道路！”
但是，我所接觸到的中共高幹子弟太令我失望，我灰心喪氣回到了合肥，準備度過漫長的黑暗歲月。果然，冬天，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把全國人民似乎又捲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不久，傳來了毛主席的死訊，四人幫垮臺，全國人民都在觀望：鄧小平何時複出？
1977年3月，我在合肥市中心貼出了一首長詩《祖國的忠臣鄧小平》，當然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第二天即被拍照，撕下。第三天，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璋就在省直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點名我那首長詩：“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於是，又隔一天，我被中共合肥市委實施“隔離審查”。然而幾個月以後，鄧小平複出了！省委第一書記宋佩璋被黨中央定性為‘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被打倒，萬里來到了安徽。這時我被中共合肥市委看管得更緊了！當然，我很清楚，我已成了合肥市委一塊燙手的山芋，他們又不能甩掉。
在對我“審查”期間，待遇較好，但看管嚴密，我也樂得一段自修學習的時間。但是人失去自由終歸不舒服，一天，當我暴怒時，終於一位看管“領導”向我嚴厲交底：市委對你的審查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對你負責，1975年你給江青的電影劇本，江青有批示！聽著——“慶棠，浩亮：茲轉汪兆鈞的電影劇本《劉永和》，要支持，要拍電影。江青1975年×月×日”
我聽了真忍俊不禁，原來如此！
好吧，我顧全大局，我安靜下來。
他們以為我會去找萬里，或者去找最高當局，告他們一狀，討個一官半職。我嗤之以鼻！我向有關人員和領導反復說明：“現在四人幫倒臺了，我連補課學習都來不及，根本不會去搞政治。我的性格不適合在中國的體制下從政，所以我對做官，沒有任何興趣！我不會對任何人產生威脅！”
儘管如此，我還是被“審查”了四年的時間。直到1980年萬里離開安徽。
1981年，審查人員宣佈對我“審查結束”。結論：“經過四年審查，沒有發現汪兆鈞有任何問題。所有對汪兆鈞的外調資料、材料，全部銷毀！”而這一檔宣讀完畢，也不給我留下備份，聲稱：“這是執行市委指示！”……
（三）、創業：
1983年，我開了一個小麵包店，當時新上任的合肥市委書記鐘詠三到我店裏問我：“你是否願意去領導一個國營大廠？”
我告訴他：“我為今天在中國能有幹個體戶的權利而非常高興！”是的，幹個體戶很辛苦，但是它能給人一個發揮創造力的廣闊空間。
我從做麵包開始積累資本，以此開發別的產品。三年後開發了一個飲料“兆鈞可樂”，它榮獲1988年首屆中國食品博覽會金獎。它之所以獲得金獎很有意思：我在每一位評審專家面前，備好3杯兆鈞可樂和3杯可口可樂，請專家們品嘗並加以區別。品嘗鑒別的結果，多數認為是兆鈞可樂的恰恰是可口可樂，而多數認為是可口可樂的恰恰是兆鈞可樂！我們自己的配方，自己的知識產權，符合衛生標準，沒話說，獲金獎！
這時，開發新產品成了我的興趣，甚至自己親自鑽到技術裏去。不久，推出一個“萬能塑膠吹瓶機”，它很快佔領了國內和國際市場，改變了我們中國一直進口國外塑膠吹瓶機的歷史，並且一度使我自己的企業成為世界上出口塑膠吹瓶機台數最多的企業。
這樣，我手裏積累了幾千萬元自有資金，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是難能可貴的，我考慮資金的用途和企業的發展方向。我探索過發展房地產，為此我在公司裏專設了一個房地產開發部。但是在實踐中我發現，這個行業的尋租現象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開發商要講究最低成本，如果能降低成本，你不降，你就是笨蛋！而你的談判對象是政府，你跟“老共”的代表談判，你會不鑽營？同樣獲取貸款，銀行也是“老共”！所以，扭曲人格，挫敗自尊，行賄受賄，這是這個行業，房地產行業在中國的特色！實在與本人的性格格格不入，於是本人撤退！
這樣，我便全副精力投入到高風險，高回報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究和開發之中……
伴隨著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管道業以塑代鋼的革命，我開發了鋼塑複合管生產線，這是一個大項目。按照人們的常識：塑膠管是軟的，壓在城市高層建築下面，有鋼支撐的鋼塑複合管比單純的塑膠管要使人放心得多！只要技術成熟，價格合理，市場是不會有問題的。尤其在北方城市，生活社區內的二級供熱管溫度在100℃以上，如果以塑代鋼，就必然要用鋼塑複合管。但是我在開發過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問題，既有本人開發經驗的不足，資本運作的缺陷，更有我國金融改革滯後，及體制上存在的根本性問題，真是困難重重，危機多多。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項目在技術上歐洲人做敗了，日本人也沒做出來，因此鼓舞我，我早都想把這個項目扔掉了！結果“抗戰”八年，我總算把重大技術問題一一解決（獲三項國家發明專利，一項已授權，另兩項2008年授權；近10項實用新型專利，均已授權）。當一系列重大技術問題全部解決，我已經傾家蕩產了！
我把自己企業的土地、廠房抵債；把免費借給親戚、朋友的住房五、六處抵債；把自家居住的別墅，這棟合肥市地理位置最好，10年後將仍然能保持最好地理位置的民居抵債！
這時我已不願意再把這個項目做下去了！不僅因為還需要大筆資金的投入我無能為力，更因為經過這八年的煎熬，我付出近3000萬元的學費，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因此我悟出了如何駕馭高新技術，既對其有力地推動實現社會效益，又穩穩地掙到錢，這技術和商業知識，一般企業家是不具備的！如何經營高新技術使其產業化這是我國經濟領域最薄弱的環節，但對於我已經是長項，這是我一筆巨大的商業財富！我應當到更大更深的商海中去做更大的事業！
我看中了環保這個行業，並於2005年來到北京，準備立足北京，生意全國，放眼世界。
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與資本嫁接，因為我沒有資金。
但現實是：時下的中國人只認為投資股票和房地產能淘金，不少人連對開發資源的興趣都已失落，別的一概是沙漠！投資環保？那不是學雷鋒？去捐款？
我所能接觸到的企業家、金融家，十分十分的少，只有五六個人，但實在不能恭維，也許他們之所以能榮冠“資本家”，口袋裏有錢，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當然，也可能是我的表達能力太差，我認為並不複雜的將他們的資金用於某些高新技術的經營，如污水治理，是可以掙到錢的，他們卻感到雲裏霧裏，捕捉不定。即使原來對高新技術有興趣的金融家，竟然又調轉船頭去經營房地產，而且還很自豪地面對我：“你看！那多穩當，看得見，利潤還那麼大！”我啞口無言，“無力”反駁。而我很清楚：這一切，正是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極不正常的，病態的體現！
（四）省悟
於是我只好祈求於政府。我造訪國家環保總局，拜見當前被相當多民眾寄予厚望、口碑頗佳的一位副局長，由秘書接待。我將信和資料遞上。信函原文如下：
××局長：您好！
我之所以寫此信找您，因為您對我國環保事業的責任心和敢言，媒體對此的報導，使您超過一般局長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故我找您請求幫助和支持，就可以理解了！
本人汪兆鈞，是安徽省政協常委。兩年前到北京即從事環保事業，特別是對污水治理領域的探索和研究。
眾所周知：我國污水（不論城市污水，還是工業污水）治理的情況不樂觀。不僅有很多該治理的沒有治理，尤其是已治理的很多效果並不好！很難創建優質達標的放心工程!
為了有力推動我國的污水治理事業，特別是把在實踐中驗證較成熟的、可靠的先進技術，迅速推廣，創建一個個高品質的汙水處理工程，本人根據自己從事二十多年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實際經驗，創造一個商業運作模式，簡稱：“高新技術+資本運作”用之于我國污水治理事業。其核心內容是：用資金支援，將成熟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免費安裝到治汙現場，在實際運行一段時間後，經當地環保部門檢測達標並認可，方才付款給供應商。——這樣，就使每一個汙水處理工程均成為優質達標的放心工程！而投資商在這一商業過程中，不僅資金運行安全，又掙到錢！——這樣，他們才樂於投資，樂於推進這項事業！
我請求您提供幫助和支持的是：根據您所掌握的資訊，目前在從事或想從事我國環保產業投資的機構、企業和個人，將他們介紹給我（請注意：是介紹，而非指令！指令——就勉為您所難了！！）。
搞經濟，就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我國的環保事業固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最終還要通過經濟手段去落實，去實現。
我只需要您提供以上資訊，並有可能把我介紹給這些投資商，——這作為政府，盡了職責：將社會資源嫁接！接下來如何落實，實現，這一切就是我們經濟工作者的事了！
我請您幫助的事對於我來說很難，故才勞您大駕！您的支持將會使我這兩年的辛苦得以結果，為祖國的青山綠水貢獻一份力量！
為了使您適當瞭解情況，這裏我將我要給投資商的演講提綱（幻燈）給您附上。雖然概括，但反映了本人一個經濟學的觀點：投資商投資於高新技術用於我國污水治理，投資風險是極小的，而且是掙錢的！
我希望我所要做的事能獲得您的理解和支持！
您需要進一步瞭解情況，本人隨時聽候指示。本人的聯繫方式和身份證明均附在演講提綱之後。
致
敬禮！
汪兆鈞
2007年5月21 日
我知道局長很忙，故過了一個月後才打電話詢問。秘書說：“局長可能在研究吧！”我說，那你把局長的電子郵箱給我，我給他發一封電子郵件。秘書說這不便。於是我只能要來秘書的郵箱。
這樣，我又給局長第二封信，電郵原文如下：
××局長：您好！
我是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我在5月21日給您的信和有關資料，秘書告訴我您已收閱。我將隨時聽候尊旨。
這裏再補充一下我的商業運行模式的意義：不久前，太湖綠藻污染，轟動全國。乃至溫總理親自視察，到居民家中飲用自來水，深令人感動。可見，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我的商業運行模式，將會使我國有關這方面的去汙技術脫穎而出！因為這一商業運行模式能充分體現：社會的需求，比10所大學還能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即科技的進步！
另外，您比我更清楚：我國的水污染程度已經是世界第一！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我國的汙水處理技術將會是世界第一！
我相信：我們經過努力能出口我國的汙水處理技術並對外承包工程！
其實我所需要的起步資金並不多，1億元即可。當運作起來後，各投資商們看到：即造福社會，又掙到錢，甚至比當前的股市還掙錢，他們自然會紛紛入股！
我是一個實幹派，工作節奏很快。故不囉嗦。
致
敬禮！
2007年7月5日
我決定這是我給局長的最後一封信，再也不打電話去騷擾局長大人了！
7月24日下午，正當我在忙碌中，手機響了，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電話號碼：01066556222，在手機裏向我介紹，她是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的張小姐，並告訴我：“××局長已經把您的信轉給了我們，您有什麼好的技術我們可以幫您發佈資訊。”
我說：“我不需要發佈資訊，我只希望你們提供對我國環保事業感興趣的投資商！”“不好意思，我們沒有這個視窗！”
“什麼？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問。
“我們國家環保總局沒有這一項業務，因此我們也不知道對我國環保感興趣的投資商，所以也無法給您提供這樣的投資商。”
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好強調：“我只是叫你們介紹，人家是否願意投資，這是我的事，做生意都是自願的，我相信我能說服他們！”
張小姐非常客氣地又重複了一遍：“因為我們沒有設這一視窗，因此不知道。無能為力。”
我當時激情湧起，本想對她一連竄反問，但一想，她又不是局長，無論年齡、身份、知識，我跟她都不對稱。“那就算了吧！”我說。
掛上電話，我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如果是局長，我將反問他：“如果國家環保總局連誰有錢要投資我國環保都不知道，你只能發佈資訊，那你就改成中國環保資訊發佈中心吧！我們中國沒有國家環保局！”
我還要告訴他：“有些技術你已經發佈10多年了！現在需要的是做！不需要你沒完沒了的說！”
當我的心緒平靜下來，便深深地歎一口氣：“我們的滇池污染了，巢湖污染了，太湖的水也臭了！我們13億人口，就這樣糊裏糊塗的過日子！”
此時我胸口發悶，一樣東西堵在喉頭，我的大腦像台打字機，啪啪啪啪的文字閃在大腦中：“體制，制度，這完全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存在的問題！——我一定要公開的說！”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想把“體制”，“制度”這兩個名詞放在自己的頭腦裏，因為這會使我煩悶不堪，我總是用埋頭做事驅趕它！然而如今已不能回避，它使我，使幾乎全國人民都感到沒有出路，這個社會制度幾十年來一直捆住建設者們的思維和手腳，即使當今執政者鼓勵“經商，掙錢，積累財富”，現實是障礙重重，正路難尋！而在當前改革止步不前的時候，還有人要退回到禍國殃民的老路死路上去，因此我該講講話了，“中國向何處去？”這是一個公民的責任和權力！而且要直吐胸臆，不要遮遮掩掩，要明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標—— 必須走民主憲政之路！”
人類的所有精神財富，任何主義、思想、理論，都是為現實生活服務的，為生活得更美好而最充分發展生產力，以科學發展觀，保護和鼓勵人們的創造力，以使繁榮的今天並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明天。沒有任何道理說：我們的生活及實踐就是為了要證明某個主義、思想、理論是正確的！所以當前，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再“摸著石頭過河”，去探索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必要了！如此的“摸”下去，代價太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倒是一條真正的真理！
世界上已被實踐證明的富民強國的樣板有的是！被實踐證明不用很長時間，只用30年就走上現代化之路的樣板也有的是！遠的不說，日本、我國臺灣就是榜樣！雖然國情不同，環境不同，但一個相同點：都走的是民主立憲之路！所以東歐各國、俄羅斯都拋棄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
由於長期的新聞言論封鎖，沒有自由活躍的思想空間，我國很多人知識受限，思想走偏。所以才有那17位和170位，以及更多的老人，處於不能總結歷史經驗的悲哀！他們也因此無法理解，俄羅斯人民對已故的葉利辛總統的高度評價和熱愛。即使用唯物辯證歷史觀，也已經可以給葉利辛蓋棺定論了：“葉利辛，他是繼彼得大帝之後，俄羅斯民族最偉大的改革家和統治者！”俄羅斯人民緬懷他，紀念他！
我們希望出現中國的戈巴契夫！出現中國的葉利辛！
胡、溫二位領袖：儘管我們當前的制度，誰都不喜歡，就是您們二位也不一定喜歡，因為它使您們在國際上受到批評，甚至屈辱。比如：今年春天，當胡主席在莫斯科似乎很風光地在慶祝中俄友好年的時候，就在您的眼皮底下，我國有百萬同胞正受著俄羅斯當局的驅趕，俄國主人都不給您留一個面子！我在自己的斗室裏面對著電視螢光屏在替您難受。他們對您和對我們國家的不尊重，這是因為俄羅斯領導人非常瞭解我國的軟肋！非常瞭解您作為中共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軟肋！他們不僅瞭解，而且能捏住您和我們國家的軟肋！——當前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政權是不代表中國人民的！在這個制度和政權下產生的領導人如果還能夠生存，卻不帶領他的人民進行制度改革，那是這個國家太大的不幸，卻是領導人偶然的幸運！
所以我應當對您們直陳主見，哪怕某些衛道士們拿我開刀！
我給您們寫這封信我是做好各種準備的。
再過幾個月，我就是周60歲的人了。如果把我送上法庭，阿彌陀佛！我對把我送上法庭的人充滿感激！只要他們依法行事，執行公佈於眾的國家法律，說明他們有人性和理性，我們可以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在法庭上，我將自我辯護，就像半個多世紀前古巴的卡斯楚在法庭上發表的演說：《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但是遺憾，卡氏建立的獨裁政權比給他提供法庭的巴蒂斯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演講題目是：《歷史將證明我是中華民族的兒子》！
而我們中國的情況更可能的是：把我像對待林昭，張志新，劉少奇，彭德懷那樣，臨處死都不讓你發出聲音！這種執政者還配在這個地球上享有球籍嗎？！
當然，如果我這個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那麼因為我寫了這封信，人們也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所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願與您們二位元對話，把話說透！
九、對策中國政治改革
胡溫二位領袖，上天賜給了您們二位創建偉大歷史功勳，為中華民族建功立業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如果您們二位審時度勢，為民請命，扭轉乾坤，那麼毫無疑問，您們將是中國近代史上繼孫中山之後最偉大的革命家，是人民所公推的真心擁戴的領袖、統治者！
分析如下：
（一）、您們領導改革
1、時機已經成熟：
如今，不僅基層的民眾要求“變”，黨內的幹部、老同志要求“變”，表達出來的還只是很小一部份，更大更廣泛的求變意識還被壓抑著，隱蔽著，包括共產黨內高層，大家都意識到“要變”，只是在觀望著，等待著，乃至於您們不變都不行！……
這時，您們只需稍稍啟動輿論，民眾就會“覺醒”，當您們朝著民主改革的方向“啟蒙”時，黨內任何派別都不敢跳出來公然反對，因為民眾很快就會把他拉下馬！
事實上，中國當前的憲政改革，除了極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和弱智的思想頑固分子外，會獲得幾乎全社會的擁護，包括中共黨內的高級幹部，包括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中國的民主化改革並非毛主席的“階級鬥爭”，更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所謂“革命”！憲政的建設是完善中國的法制，使人人都有安全感，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近期安全和遠期安全，特別是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安全！否則他們即使恩寵有加，也在“雙規”陰影的籠罩下，幸福隨時伴隨著災禍！以生命和身敗名裂為代價的“幸福”誰都不喜歡！憲政建立的公平競爭，它不同於體育競賽，必須在同一起跑線上。事實是：公平的競爭規則，而每一個人卻都在不同的起跑點上。顯然，這對“既得利益集團”成員更為有利！
“傑出者出”是歷代所有社會制度追求穩定的通則，而言論自由，開放黨禁的憲政民主社會是超越歷代所有社會制度的繁星燦爛的天空！
對於中國當前的“權貴階級”，如果你想成為合法的令人敬慕的高級白領？如果你想成為令人尊敬的清官？令人崇拜仰慕的政治家？那麼只有通過當前中國的憲政改革來替你正名。看看當今中國國內的互聯網，人們對貪官的痛恨，你即使兩袖清風都會被噴入貪官的糞桶。可見，當前我們的制度已經到了非改革它，非改變它，非甩掉它，才能為眾多政府官員、眾多國企CEO恢復名譽，摘帽正名的地步！
2、 軍隊國家化：
如果十七大之前您們還強調“党指揮槍”，那是為了應付政治對手。那麼從現在開始，您們就應當強調“軍隊國家化”！這在解放軍裏目前已具有相當基礎。這樣，您們就牢牢地抓住了國家的“神器”，在您們改革的全過程中，任何人都不敢發動政變！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發動政變，其結果比蘇聯政治局發動8.19政變的結果還要慘！即使有人有這個念頭，都會被他親密的戰友和同志所抑制，甚至揭發檢舉。
3、治理和建設：
當前中國要求民主的能量十分巨大，但是民主的基礎卻十分薄弱。所以一個穩定的改革環境十分重要。您們二位正起到這一偉大的歷史性作用。起到中國社會由兩千多年專制到現代民主社會過渡的承上啟下的作用，所以中國的客觀情勢將決定您們二位在五年任期後的下一個選舉年，仍然會高票當選，而為中國的民主改革保駕護航。這是人民的願望，也是歷史的選擇。這樣，您們牢牢地把握住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同時又將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攥緊在自己的手心！這真是上天獨給予您們二位的恩寵啊！
因為民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才智迸發了，很多中國的問題、難題應當由人民群眾和他們當中的精英去解決。您們二位就不用像現在天天疲勞，天天緊張了！因為民主了，您們的神經放鬆了，智力遊戲增加了，日子反而輕鬆了，愉快了！也因此中國改革的成本降低了！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的智慧、素質和國際地位都大大地提高了！
（二）、您們之外的人領導改革
但是，如果您們二位不動，如您們第一個任期一樣，讓各方對您們都霧裏看花，實際上卻走著繼續“堅持”的老路。那真是您們二位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不幸！
為什麼說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不幸？
因為它一貫的過於專制和保守，造成的“精英淘汰制”，使它的接班人，不是貪官就是庸人，無法應對變化的形勢，客觀上使自己被壓擠，甚至失去今後在中國政治舞臺的生存空間！而且，庸人處於高位，很可能就變成了罪人！最起碼，您們作為這個保守的、不思進取的黨的“大總管”，去為那些貪官污吏們買單，值得嗎？！
辯證的唯物歷史觀告訴我們：歷史的車輪是無法阻擋的，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誰代表歷史的方向，代表人民大眾的意志，因而發揮自己特定的社會作用，誰就是英雄！如果您們二位拒絕領導這場中國的民主變革，那麼您們就把這一變革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別人，只是變革的成本和代價增大而已，卻無法阻止這場變革的到來！
歷史在濃縮，人類在進步。二次大戰以後，人類社會的偉大變革，已經不需要通過暴動，不需要通過戰爭，甚至都不需要通過街頭毆鬥來進行。特別是偉大的東歐巨變和俄羅斯民主化革命，她們展示的多幅歷史畫面告訴人們：任何一批人，哪怕只是幾個人，只要他們能夠把自己的意志證明是多數人的意志表達出來，僅僅只要表達出他們是多數人！那麼偉大的革命就已經爆發，並已取得了成功！——這一切，她們均可以在現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迫使政權改變性質，或者推翻這個政權。
而這一切只需要幾個月，幾個星期，甚至幾天就可以完成！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當今人類社會智慧的提升和現代通訊工具的發達，才能創造這偉大的社會奇跡！這是最使獨裁者感到心驚肉跳，專制政權處於風雨飄搖的致命武器！
比如，在中國，一旦人們對最高當局失去信心，認為他們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既得利益的保護者，是特權的享用者，是腐朽政權的維護者，那麼很快所有中國國內的維權人士、民主人士、自由信仰人士，或者哪怕只是願意以政治為職業的青年和社會工作者，幾個人，幾十個人就可以發動起來。以及，來自共產黨內的認清形勢的革命者，大家因為認知的相同，訴求的相同，任何發動，都會得到回應，現代通訊工具立刻會把這共同的認知和訴求匯成洪流，這就是時代的潮流！
分析如下：
1、地方產生葉利辛：
如果說，蘇聯的葉利辛產生在莫斯科，那麼中國的葉利辛可以產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省份，乃至偏遠的省份。也就是說在中國產生葉利辛的幾率要比前蘇聯多幾十倍！這是因為：當前中國普遍具備產生葉利辛的土壤和空氣。
比如，某個省，最好來自於共產黨內的一把手，二把手，如果是第三把手也可以。他只要表態同情或支持民眾的某個訴求，如某項維權，村莊被集體強迫征地，或工廠下崗職工或在崗職工的集體維權，都可以！媒體報導他對維權者的同情和支持，並發表一些他關於民主的言論。這顯然與黨中央沒有“保持一致”。這時，省內的一、二把手，他的政治對手，出於權鬥的藝術，他們都會保持緘默。他們警惕，觀望，觀察，他們能做的是向黨中央打報告，彙報事態的發展……
我們可以想像：想成為葉利辛的政治家，一定具備對民主的強烈認同和堅強的性格，同時應具備一定的政治謀略。因此，他一定會對他省內的情況和人脈有所瞭解和掌握。最好他能跟地方的軍隊有交往。假設最壞的情況，他與地方軍隊沒有任何聯繫，地方軍隊就只執行上級的命令，那也沒有關係！
他所同情和支持的維權團體是他民主大軍的基本隊伍，他的秘書班子可以到該省省委黨校或省社科院隨時找到，因為當前我國所有的共產黨黨校和社科院都具有改革求變的種子！
該省的媒體會非常熱心地對他“特殊”的、有新聞價值的言論和行為進行報導。
這時，該省的一、二把手對這位“葉利辛”進行的提醒，談話，暗示，警告都沒有意義了，只有等待黨中央指示，然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對“葉利辛”進行：“批評”、“批判”，及“免職”、“調離”，等等。
而群眾聽到消息，聚匯省委大門：質問，抗議，遊行，甚至衝擊。
這時“葉利辛”走出省委大門，來到群眾中，向群眾揮手致意，並向群眾表示：要冷靜，要守法，“你們的維權是正義的，是合法的，全國人民是同情的，是支持的。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麼！我們要相信黨中央，要相信……”他的行為和言論通過媒體，傳遍全國。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怎麼辦？
A、堅持免職、調離？可能無法平息事態。B、抓捕？或誘捕？將會激發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甚至暴亂。何況“葉利辛”不是傻瓜，群眾已將他保護起來。C、發指示，請他到北京彙報工作！D、中紀委出動，調查收集“葉利辛”個人資料，即使夠不上“雙規”，也要在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上把“葉利辛”搞臭，讓他失去在群眾中的號召力！
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後決定採納C、D兩方案，並且同時進行。
“葉利辛”向群眾告別。在廣場上他發表了關於民主的演說。廣場上有人向他提問：“如果你到了北京，被扣押，被判刑怎麼辦？甚至可能被處死！”“葉利辛”慷慨陳詞：“他們處死我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還很多，在後面排隊！我死了，他們的畫皮就撕開了，他們就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大家都知道，妖魔鬼怪是最怕暴露在陽光下的！（台下掌聲）如果扣押我，把我關起來，那麼塑造一個昂山素姬，甚至塑造一個曼德拉又有什麼不好呢！”
在震天價響的掌聲和歡呼聲中，他的聲音和畫面傳遍了全世界……
“葉利辛”來到北京，無論中紀委，政治局常委怎樣找他“談話”，全國的維權和民主運動的火已經點燃，各地的民主化運動已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對“葉利辛”的慰問信和支持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封像雪片一樣飛來，他已是全國和全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
不用很長時間，幾個月就可以了，偉大的、真正的、中國的葉利辛誕生了！
2、中央產生葉利辛：
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國家副主席等，都可以成為中國的葉利辛。乃至，他的社會聲譽不好，他在上層的政敵很多，口碑又不好，都無關緊要。因為人民需要葉利辛，時代需要葉利辛，歷史寬容應運而生的時代英雄，並洗滌他身上的污點。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都可以成為中國的葉利辛。只要他們願意，只要他們有決心和善於操作，當前的中國社會都為他們提供了這一偉大的歷史機遇！
假設中國共產黨上層都是膽小鬼，都不願意扮演葉利辛，怎麼辦？
3、群眾創造葉利辛：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和中國當前的國情所決定！
當前我國的維權人士和民主活動人士有數百萬人，加上各類宗教等自由信仰人士，最少有數千萬人，包括這些人的家庭成員，保守估計也有近一億人，如果把他們的親戚朋友和所能影響到的人都算上，即使不到10億人，也有好幾億人！在這些人中有各類團體和組織上萬個，哪怕這些團體很小，組織很鬆散，都無關緊要！目前這些團體、組織和個人，有的在用生命維權，但是，他們很快就會懂得：用最簡潔明瞭的語言，把最多的人的意志，用合法的、合情合理的、輕鬆的、甚至很愉快的方式表達出來，用所有的人都願意參與的，甚至可以作為樂趣參與的方式表達出來，但是注意：一定要表達出來！這是維護自己權力，回應自己訴求，見效最快，力量最大，最根本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因為這上萬個團體和組織中只要有幾個團體，矢志不渝、持之以恆地做好他們完全可以做好的幾件事，一個偉大的時代就到來了！
比如，他們可以用手機群發短信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同時叫親朋好友接力群發。短信的內容是：告訴對方如果想獲取更多的知識和資訊，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登錄海外中文網站，如《動態網》及下載它突破網路封鎖的“自由門”新版軟體等。
因為這些短信分散發自全國各地，且不要說它不違法，即使在技術上也無法對它封鎖！所以這些短信可以發送全國，覆蓋全國！
同時群發類似這樣的短信：
“你想生活更美好？請把衣服裝飾上藍色。你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友誼？請把汽車、房屋裝飾上藍色。請群發這一短信，讓你的親朋好友，都裝飾上藍色！”
“物價上漲了，你有壓力了？不公平，不公正，你受傷害了？把衣服、房屋裝飾上藍色，把這一短信群發給你的親朋好友，一切都會改變，將有一個美好的世界！
“朋友，對現實不滿？要求改革？就把衣服、房屋、車輛，裝飾上藍色。用短信發給你所有親朋好友，大家都裝飾上藍色，力量無比強大！”
“電流把我們聯結，我們的心築起新的長城，我們要人權，我們要選擇！用藍色裝飾衣服、房屋和汽車，我們是絕對的多數！絕對！藍色，藍色，藍色！”
可以想像，這手機接力群發的速度是多麼快！它與原子核爆炸的遞級形式相類似！核爆炸的遞級速率是： 1∶3∶9∶27∶81……；而手機短信的遞級速率是：1∶10∶100∶1000∶10000……；甚至更可能是：1∶100∶10000∶1000000……！
只要及時接力群發，這傳播速度是令所有人都不可想像的吃驚的快！這種短信的內容法律上不應封鎖，技術上也無法封鎖！
可以想像，中國只要有一個城市，人們開始用藍色裝飾自己的衣服、汽車、房子，那麼不會很長的時間，中國的其他城市，資訊會傳播開來和紛紛效法。陸續，一個個城市和鄉鎮，人們都會在自己的衣服、汽車、房子，乃至飯店、商店、街道、馬路裝飾上藍色。那時可以想像，中國將是什麼樣子！
中國人本來就有穿藍色衣服的習慣，禁止穿藍色衣服是不太可能的。那麼怎樣區別顏色革命的著衣者和普通穿藍衣公民的區別呢？非常簡單！只要對穿藍衣的公民拍拍他的手，一個微笑就可以了！最多再吐出幾個字：“民主，自由，選舉，憲政！”更可以了！因為在中國，人們本來就對共產黨一黨專政普遍反感，到了這時，藍色即表達反專制的潛意識，所以用語言一點即明，人們一點就通，不到幾分鐘的溝通，藍衣公民即懂得他所穿藍色衣服的政治含義，他會給予回應：一個微笑，回對方一個擊掌。這種手對手的擊掌反而成了反專制的人們互相溝通，互相交流，互相鼓舞，互相激勵的最簡單最有效最默契的方式！
是人們突破人際陌生，近距離傳遞資訊，密切思想感情，增進團結，提供支持，共同行動的最佳表達！而且可以反復傳遞，頻頻表達，不斷激勵，這大大節省了時間，提高了效率！
如果說臺灣的倒扁紅杉軍未能倒扁成功，那正說明臺灣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必須按照更多人所公認的法律程式有序進行！那麼這在即沒有法律程式，又沒有公認合法選舉產生的中共政權，如果面臨類似臺灣紅杉軍的挑戰，就只能用坦克鎮壓，如“六四”天安門事件，否則政權即土崩瓦解！
所以“吃一塹，長一智”，中國人民不會再用肉體去與槍炮對陣了！
當藍色標誌已經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在馬路和街道，在人們的家裏和衣服上顯示時，中國人民這時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意識：人民是可以主宰這個國家的！
那普遍藍色標誌所造成的環境氛圍，已經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暢所欲言，使所有精英們的思想和思維都空前解放。社會性的解凍，社會性的溫暖人心的氣溫提升，春天到了，空氣和土壤都充滿了生機，執政者已經抓不住媒體了！眾多的小“葉利辛”們從各方面湧現，聚會、演說，開始宣傳，組織社團，要求參選！而此時共產黨內的大“葉利辛”們，已不僅僅是蠢蠢欲動，他們不滿足於串聯組織社團，而是在策劃另組政黨了！
人民創建的短信接力群發網路，和顏色表達的群體意志，具有無比強大的力量！
如果說，蜘蛛網可以殺滅蒼蠅和蟑螂，那麼這個短信接力群發網路可以覆蓋整個專制政權，使它按照顏色表達的人民意志去動作！
為了避免與當局正面衝突，避免流血，使民主力量不間斷地、可持續地、不疲倦地、無法被壓倒地壯大，人民完全可以使用“意志大比拚”的方式，逼迫當局改變路線方針，接受民主憲政：因為顏色已經在所有公開場合傳遞表達了人民的群體意志，所以，行政當局召開的每一個會議、集會等，會場上只要有一個人帶頭鼓掌，他的周圍及很快全場就會響起有節奏的掌聲，那掌聲噴吐出全場的心聲：“民主！——自由！——選舉！——憲政！”
這時會議主持者如果公開贊同並說出全場的心聲，會場會對他報以熱烈響應的掌聲，他會受到喝采、擁護，而且名聲大振！否則主持者就會很尷尬，在台下的掌聲和眾目睽睽的目光中，使他孤立、無奈，醜態百出。
此時，任何統治者都不敢說：中國人民不懂民主，不會民主！
此時，任何軍人都不敢對富有理性，意志堅強的群眾、民眾、人民開槍！軍人的手會發抖，在強大的社會聲勢下，面對民眾堅定的目光，他們會氣憤地把槍扔下，甚至調轉槍口！
根據本人的體驗和體察：這種群體意志的表達完全可以在中國的“兩會”，即政協會議和人大會議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現！因為全國沒有哪一個政協委員願意自己永遠做政治花瓶！
沒有哪一個人大代表願意自己永遠做橡皮圖章！本人參加了近十年的政協會議，每次開會在會上委員們都對此憤憤不平，但最後都吞到肚子裏。如果有了藍色標誌的社會環境和群眾基礎，全國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完全可以將這種潛意識的群體表達方式，運用得出神入化，精靈剔透！那麼毫無疑義，那富有節奏感和表現力的掌聲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多年鬱悶心底呼之欲出的心聲！
如果全國有一個省或兩個省的政協會議或人大會議出現了如此壯觀的場面，那麼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執政者就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處境和人民的意志了！
中國社會的輿論、空氣，開始出現了一邊倒！
當然，執政者可以事先下發紅頭文件，或秘密地層層傳達“指示”（命令）：“在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准穿藍色衣服，不准在衣服上佩戴藍色的標誌”等等。
然而，這一切已經宣告了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政權是如此的脆弱，已經喪盡民心，這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這類“紅頭文件”和“指示”此時反而成了鼓舞人民反專制的勇氣！人民已經看見了勝利的曙光！準備迎接噴薄欲出的朝霞！
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只能用和平的方式，用提高人民大眾民主的意識去實現！任何暴力都是對民主的反動，對人民的反動！
如果有陰謀家想挑起事端，為鎮壓尋找藉口，人民都要及時給以揭穿，並公佈於眾！如果陰謀家一味要鎮壓，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事實上這時一旦動用軍隊，陰謀家的敗局已經定了！他等於賜給了解放軍年輕的軍官們以施展抱負和才能的機會，賜給了他們為國立功的機會！因為中國已經不是20年前的中國了，軍隊也已經不是20年前的軍隊了！
今天，互聯網資訊時代，解放軍的年輕軍官們都大體瞭解世界的大勢和人民的需求，“軍隊國家化”已經潛移默化，只是處於沒有浮出水面的潮流，基層官兵們都知道：軍隊國家化，比党指揮槍對國家和對他們自己更有利！
你要鎮壓嗎？那麼群發如下短信，傳入軍人的每一部手機：
“員警，軍人，放下武器！你們有父母、姐妹和兄弟，不要讓他們哭泣！指揮你們的人很孤立，調轉槍口！人民和你在一起！”
“人民養育軍隊，軍隊屬於國家，不屬於任何集團和個人！軍隊以保衛國家為榮，以鎮壓人民為恥！為國建功立業吧，不虧英雄一世！”
顏色作為信號會使軍人們的意識、意志迅速互通。甚至還沒有等陰謀家調動軍隊，當形勢動盪的時候，解放軍裏只要有一個師，武警部隊裏只要有一個支隊，率先公開表態：“支持軍隊國家化！”
那麼電波和電流將會傳遍全國，掌聲和歡呼聲一片！他們會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這時陸續會有一批批解放軍部隊跟進表態，回應和支持。此時，如果有哪個集團軍的將領敢於公然跳出來壓制，強調“党指揮槍”！那麼正好，他為其部下，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們解除他的兵權以藉口，這個集團軍反而成為中國民主改革更堅強的推動力！——因為當前，“軍隊國家化”已經在解放軍中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潛流，震撼在解放軍基層官兵的心中！
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已如秋天，蘋果熟了的時候！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已是蓄時待發，噴薄欲出的不可阻擋的洪流！中國的民主化改革，處處是火星，只待一個傳遞溝通方式，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三）、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據我所知，胡錦濤主席很欣賞四個字：“高瞻遠矚”。我相信胡主席會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這是一個創造偉大人物的歷史時刻，這是一個人民期盼著偉大人物出現的歷史時刻！胡主席，溫總理，你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站出來，高舉憲政的旗幟，都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都會成為繼孫中山之後，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而您們聯手站出來，那更是中國的大幸！中共的大幸！全世界都會為之感動，為中國歡呼！此時，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會像1988年漢城奧運會一樣，掀開一個偉大民族新的歷史篇章！那奧運五環旗將更加鮮豔！
最後，我以一首詩作為結束：
“噴薄的朝霞火紅，火紅，兩隻鳳凰的翅膀吧嗒，吧嗒：‘聖雄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這聲音滌蕩九州，蓋過一切嘈雜。非暴力不是懦怯，理性和意志展示光華！用電流把心聲傳遞，用顏色把意志表達：‘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憲政！’用簡單的語彙，用整齊的步伐，啊！共振！共振！暫態迸發，力量無比強大！真理、正義把一切暴力摧垮！專制集權的所有構件，如多米諾骨牌嘩啦，嘩啦 ……讓我們用智慧和開闊的胸懷，建設自由民主的大廈，我們交給兒孫們的中國光明，偉大！”
致敬禮！
汪兆鈞
2007 年10 月 22 日寫在後面：
我寫這封公開信的個人目的十分明朗，我可以向全社會公開。即：把我自己推銷出去！讓有眼力的投資家瞭解我，認識我，因此與我連袂合作。我們用國際領先的技術和運營方式，不僅治理中國的污水，而且治理世界的污水，我們可以因此跨出國門，成為世界級的企業家！——
如果中共黨內的左派們批評我私心雜念太重，應當“鬥私批修”！我也無奈。而且讓他們從我這公開的個人目的裏去深入挖掘“階級根源”吧！
向一切人敞開胸懷的：汪兆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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